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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1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调查·观察周刊

作者：新华社记者沈楠等

在温州，“体育不是体育局的体育”

新华社记者沈楠、许基仁、夏亮、张寒、韦骅

去年11月，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和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发布了全国48个体育产业联系点典型案例，浙江省有三个上榜，均来自温州。其中，就有记者此次调研的“温州市苍南县社会力量办竞技体育助推全民健身热潮”和“温州市以百丈时尚体育小镇演绎‘两山’理论新篇章”两个典型。

温州市副市长郑朝阳说，社会力量办体育也是温州市深化改革的重点项目，体育不是体育局的体育，而是全社会的体育，需要调动最广泛的资源，更要求政府各个部门真正转变职能，并加强协作。

万人健身跑活动

竞技体育走出少体校

温州全市目前有八家公办少体校，以前竞技体育基层人才几乎全部出自这里。

经过多年发展，这种传统模式在运动员综合素质培养、选才、升学就业等方面的缺陷日渐显露，而民间青少年体育培训的需求正迅速生长。温州市体育部门敏锐地意识到，应摒弃过去“包办”的方式，激发社会力量办体育的活力，探索为社会训练机构搭建输送后备人才的桥梁。

游泳是浙江省竞技体育的一张“名片”，在温州也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社会培训机构已成一定的气候。温州市体育局按地区布点，采取向民办俱乐部或全日制普通小学授予“后备人才训练基地”的方式，大大拓宽了选才面。

2015年，体育局还与俱乐部共享“软资源”，把亚运会退役冠军吕志武派到一个游泳俱乐部担任总教练，提升训练和选拔的质量，帮助俱乐部打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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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操项目上，当地体育部门率先尝试了类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做法。2007年，市体育运动学校拿出体操房，供一个幼教集团开办少儿体操俱乐部。这桩合作让原来人才几乎断档的温州体操一跃成为在省运会上的拳头项目，输送到省队的黎琪成为全运会平衡木新科冠军。

目前，温州市在体育系统之外设有24个后备人才布点基地，涵盖15个大项，初步形成了体育系统、学校、社会三方融合培养体系。温州市体育局局长张志宏表示，学校和社会培养渠道的显著优势是能够兼顾学校体育、全民健身，且能更好地发挥竞技体育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不过，民间资本主导的体育机构大多尚未形成自我“造血”功能，面临场地设施短缺、运营成本高和人才流通难等方面的待解之题。

让体育社团“活”起来

体育社团是体育的“细胞”。发展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尤其是群众体育，光靠体育部门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激发民间的动力，发挥体育社团的作用。

温州市体育局党组成员曹征宇介绍说，体育局在社团管理方面的新做法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简化社团报批手续，大大压缩审核时间；二是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细化对体育社团的考核评价体系，并与扶持力度挂钩；三是打造社团服务的公共平台，助推各个社团开放运行；四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把群众体育活动和青少年比赛全部交由社团承办。

政策助推下，温州的体育社团数量迅速攀升。目前全市依法登记的体育社团有1865个，其中市级社团就有76个，注册会员10万多人，2017年各项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达700多个。

有60多年历史的武术协会是温州历史最悠久的体育社团。在现任主席李志荣带领下，成立了“义工团”，承担起武术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的推广活动。

此外，他们还开办武术博物馆，定期组织地方段位和国家段位考核，在文化传承上发挥了独特作用。市羽毛球协会也进入了良性循环，社会赞助、考核奖励、政府购买服务的结余以及会费构成了协会主要的经济来源。

温州武术博物馆

“体育小镇”待破题

最近几年，全国有不少地方在探索“体育+”的跨界融合，发掘体育在城市发展、经济转型、生态保护、脱贫攻坚等方面的潜在价值。

张志宏认为，体育小镇是借体育平台谋地方发展的好抓手，而这些项目也需要市场力量深度参与。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体育部门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成了一个新的课题。

温州目前有多个“体育小镇”项目在规划和筹建中。在泰顺和文成两个未通高速公路的欠发达山区县，“体育+旅游”的新业态承载着当地百姓把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的愿景。

泰顺的移民新镇百丈镇依托水库资源，引进国家级赛艇训练基地和辽宁省冬训基地项目，初步形成了以体育为平台的发展雏形，下一步将借助市场力量整体规划建设时尚体育小镇。

百丈镇景色

在文成县铜铃山镇，室内室外两个民营滑雪场出人意料地吸引了可观的客流，坚定了当地政府落地更多体育项目计划的决心。

在龙湾区，以新奥体中心体育场为核心的“奥体小镇”是温州城市整体改造扩展的重点工程。龙湾区体育局副局长张成坦言，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设计合理的业态布局，把小镇“做活”。为此，他们前置调研，并已向专业规划机构征集方案。

张志宏表示，体育小镇关键在于做好规划，并确保执行过程中不发生变异，防止变成房地产项目。

体育社团：温州体育的“毛细血管”

新华社记者夏亮、沈楠、张寒

基层体育火不火?要看体育社团活不活。

作为“社会力量办体育”的国字号改革试点地区，记者在温州调研时发现，遍布城乡的体育社团已经成为当地体育事业发展的“毛细血管”。政府包办体育逐渐成为过去式，“活”起来的社团正在成为满足当地人民日益多元化体育需求的“供给者”和“生力军”。

“民办公助”调动社团积极性

对以社会力量为主体兴办的各种体育机构，政府给予一定资金或者场地支持的“民办公助”模式在温州屡见不鲜，其中由温州武术协会创办的武术博物馆在全国地级市中更是独树一帜。

温州武术博物馆内景

温州市主城区一处清末老宅，曾因所在道路改造而被整体迁移保护，有着“浙江古宅第一移”的美誉。2013年，当地政府将这处市文保单位向社会公开招租，鼓励用以开办民间博物馆，申办者可免费使用场地5年，并可视情况续签，最终温州武术协会从12个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博物馆从申办到运行，无不体现了温州独特的“民间力量”。企业家出身的温州武术协会主席李志荣为博物馆个人出资300万元兴建、陈展，并每年投入20万元运行经费。

为了配合博物馆日常运行，协会成立了“温州武协义工团”。每个开放日，义工们都会在现场给前来参观的市民免费讲解和展示温州武术文化。义工团的规模从最初成立时的70余人扩大到现在的200余人，董约武便是其中之一。

“一开始很多人也不相信我们是纯做义工，以为我们要收费。其实来做义工的人大多是‘小老板’，温饱没有解决哪有心思来做义工。大家是以拳为媒，走到一起。”董约武说，温州的武术发展历史悠久，有历史记载的武状元就有18位，武科进士更是数不胜数，近代也出过不少武术大家，但是现在练武的少了，协会如果再不去做些事情，武术在温州就会断档。

成立于1953年的温州市武术协会是新中国最早的地市级武术协会之一，也是温州历史最悠久的体育社团。除了创办武术博物馆之外，协会的活动还包括开展公益性的武术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活动，创办本市武林大会，举办地方段位制考核和国家段位制考核等。

董约武表示，协会在青少年中主推国家段位制，同时保留创立更早的地方段位制，以兼顾普及推广和地方文化传承。

兴华羽毛球俱乐部内景

“多管齐下”激发社团生命力

资金匮乏是目前很多社团在实体化之后面临的难题，但在具有深厚民营经济传统的温州，这一难题似乎没那么难。

在苍南县龙港镇兴华俱乐部所属的基地里，每天能看到羽毛球爱好者激情挥拍的身影，也能看到孩子们正在接受专业训练的场景。

从建立苍南首家室内羽毛球馆再到相继成立宜山镇羽毛球协会和龙港镇羽毛球协会，赵兴华和他的羽毛球俱乐部挣脱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中的普遍性资产困境，不断提高自身创收能力，大体进入良性循环。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协会+俱乐部，也可以说是协会+企业。协会是公益非营利性质的，但是兴华俱乐部提供的服务是有偿的。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有益的互补。”温州羽协负责人卓世杰说。

羽毛球协会是温州最早成立的民间体育社团之一。2011年，协会迈出了“社会力量办体育”跨越式的一步——承办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温州羽协运用市场化运作模式，通过积极开拓市场、借用媒体宣传和社会人脉寻求企业冠名和赞助，从而成功举办联赛。

“政府提供一部分资金，然后我们社会集资，完全由我们协会去承办这样一个大型赛事。”卓世杰说，这几年协会相继承担了市运会、全市中小学生以及俱乐部锦标赛等赛事，同时大力开展羽毛球进公园、进社区、进校园等群众性比赛和活动。

“店小二”精准服务促社团发展

作为民政部社会组织发展的试点地区，体育社团在温州的数量急剧攀升。为了管理更规范，温州市体育总会将体育社团的考核由原来的百分制改为千分制，评估结果分为五个等级。

温州市体育局党组成员曹征宇表示，千分制有利于对实体化和社会化程度高的社团推优争先，因此迅速培育了一批4A、5A的高等级社会体育组织。“做得越好，获得的扶持经费也就越多，于是形成了良性的上升通道，所有社团都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层次，发挥作用。”

温州市体育局打造了体育社团服务社会的公共平台——温州体育社团活动月。

“我们认识到，很多社团是关门在办体育，满足于会员之间开展活动和比赛，所以我们通过社团活动月，打开大门，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体育社团，这就使得社团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得到了提升。”曹征宇说。

为了充分发挥体育社团的作用，温州市连续三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将群体活动和青少年比赛交由社团承办，同时鼓励社团通过竞争获取省级、国家级赛事的承办权。

“政府购买服务一方面解决了过去体育部门关起门来办赛，重办赛轻管赛的倾向；另一方面社团通过办赛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体育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曹征宇说。

温州市体育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市目前依法登记的各类体育社团有1865个。其中市级体育社团76个，在全省名列前茅，注册会员10万多人，5A级社团19个，4A级社团12个，社会力量主导的体育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助推当地体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体操俱乐部的小队员在训练

温州社会力量培训的选手，参赛全运夺冠

新华社记者沈楠、许基仁、夏亮、张寒、韦骅

去年9月，在天津全运会平衡木比赛中，15岁的黎琪“替补”夺冠，成为温州体操第一个全运会冠军。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卢峰和心桥幼教集团董事长徐炳兴倍感振奋，两人十年前顶着争议开始的合作，在竞技体育的标尺上留下了标志性的刻度。

温州全市有八家公办少体校，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竞技体育基层人才都从这里起步。而现在，精英运动员的起点已扩展到公办少体校院墙之外。全运会浙江省奖牌运动员中，有三人一队共七人出自温州的社会机构或社会与体育系统合作的训练机构。

2017年，共有24个社会力量参与或主导的训练机构成为温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初步形成了体育系统、学校、社会三方融合培养体系。

温州心桥体操艺术俱乐部

扩张的塔基

十年前，卢峰顶着巨大的压力，决定把体校的体操房拿出来与企业合作。即便是在敢于制度创新的温州，也还是有人认为这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但卢峰坚持做，“否则这个项目只能砍掉了”。

温州市体操队当时正经历人荒，“训练要从幼儿园开始，根本招不到人”，教练也缺编。而心桥幼教集团正在发展体操特色，有生源缺场地。于是双方商定，体校免费提供体操房和器材，负责日常维护；幼教集团负责招生，把教练团队补齐，并承担省运会的金牌任务。

双方一拍即合，各自的困局迎刃而解。现在，俱乐部有150多个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孩子，体操房每天满满当当；教练团队20多人，体校编制和外聘各一半。体操一跃成为温州在省运会上的拳头项目，也成为心桥幼教的一大品牌。

与体操不同，游泳在水网密布的温州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温州市体育局党组成员曹征宇说，原来两三个体校选才面太窄，从2013年开始采取布点模式，已经在三个辖区和一个郊县的俱乐部和学校设了8个基地，就近训练，不耽误学习。短短几年，这些训练点的苗子已有不少在市级比赛中脱颖而出，达到了直送省队的水平。

原温州市冬泳协会主席许德道经营一家不锈钢管企业，随着城市改造，企业外迁，他把闲置的厂房改造成游泳馆。为了支持这个布点基地，体育局把退役的温州籍亚运会冠军吕志武派到这里担任总教练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俱乐部，此外每年发放25万元补贴。

许德道坦言，资金补贴固然重要，相比之下训练基地更是一块响亮的招牌，知名运动员则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这是对民营机构强有力的支持和鼓励。

羽毛球同样普及程度高，民间力量涉足少儿培训更早。从温州苍南人赵兴华的俱乐部走出来的学员已经进入国家队、国家二队。

“过去讲到举国体制，首先想到‘专业队’。”赵兴华说，“社会力量进入竞技体育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是对举国体制的补充、完善和延伸。”

马术运动在浙江和全国很多地方都是从一开始就独立于体育系统之外的。省队市办、市队企业办是很多省份的发展模式。生产摩托车起家的张锋成立了凯易路马术俱乐部，从建马场、买马到组队、训练一手全包。俱乐部队已代表浙江队获得连续三届全运会盛装舞步团体赛季军。

凯易路马术俱乐部

和张锋的投入相比，政府部门的补贴更多只是象征意义，但张锋同样看重省队和本市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的牌子，有意引进国外训练体系，拓展青少年培训，同时兼顾休闲产业。

在24个布点单位中，有一半是全日制普通学校，项目包括游泳、射击、自行车、足球、排球、地掷球。这些项目大都列入校本课程，结合教学进行普及和选才。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工科商科类高职院校，从普通在校生中培养出了世界顶尖的地掷球队伍。

从2001年引进地掷球，到2006年承办世界锦标赛并首次夺冠，至今已拿到14个世界冠军。把体育运动与人格教育、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体现特色，学校也在不到20年的转型发展中，从一两千名学生增加到目前近万人的规模。

成本的难题

如今很多家长对过去的专业少体校多少有点望而生畏：一是过早离开家庭不利于儿童身心成长，二是基础教育阶段重竞技轻文化，造成学生整体文化素养偏低，长远发展受限。

曹征宇坦言，家长对于送孩子到少体校普遍有顾虑，而体育部门需要扩大选才范围，温州财政又不宽裕，因此需要借助系统外的力量拓展人才库。

通过供场地、授牌子、派教练、给补贴等办法，温州市调动、聚合了一批民间力量。然而，大多数民营训练机构在经营上尚未完成自我“造血”，更多依靠爱好、情怀和惯性驱动。

对民间体育培训机构来说，场馆设施往往是最大的一笔投资。许德道拥有自有使用权的土地和厂房，节省了最重头开支。但是在游泳馆日常经营基本平衡的状态下，改造厂房的600万元还是像“泼出去的水”。不难想象，如果“白手起家”，回本绝非易事。

温州市体育局局长张志宏坦言，场地是硬件方面最大的困难，政府部门正在想办法降低社会力量的一次性投资成本。

最近出台的《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社会力量办体育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拟定，到2020年，全市80%以上的公办体育场馆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同时，要求各县(市、区)统筹安排一定比例的拆后用地、低效用地，制定具体管理办法，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提供给有意投身体育的社会机构。

日常运转方面，公共事业费和教练聘用是重头开销。被授予后备人才基地的游泳馆必须四季开放，并保证较高的水温。

据介绍，许德道的俱乐部水温烧高一度需要3000元，冬季池子空下来就要盖上“被子”，“能省一点是一点”。

按照国家政策，体育场馆用水用电价格一般“不高于”工业标准。但许德道表示，工业标准对游泳馆来说还是会造成沉重负担。

在教练人才方面，社会机构都舍得投入。除了派遣编制内的高水平教练之外，温州市计划建立退役运动员转岗培训基地，鼓励他们在民办训练机构创业就业，在各方面待遇上享受公办单位的同等政策。

张志宏表示，作为试点，国家有政策的要落实好，没有明文规定的可以灵活一点，做些改革探索，尽量给民间资本创造能取得效益的外部条件。

“造血”的“梗阻”

在民办机构看来，人才注册的制度壁垒是“造血”链条上的关键“梗阻点”。而这个难题需要国家层面推动改革才能破解。

徐炳兴和赵兴华都表示，他们培养的苗子虽然可以直送省队，但一方面省市专业队容量有限，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注册制度下，运动员省际流通不畅，导致培养的基础大了，但人才通道仍然较窄，从而限制了俱乐部的生机。

按照目前绝大多数奥运项目的注册规则，一名运动员在首次注册到一个省级单位后就不能改换注册单位，或者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赛。

徐炳兴说，对于运动生命较短的体操项目来说，这意味着运动员如果在一段时间内达不到本省顶尖，那么基本就废了。赵兴华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这是巨大的人才浪费。

同时，国家级专业赛事体系以省区市为报名单位，民间机构的学员除非被纳入专业体系，否则就无法参赛。

赵兴华表示，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是俱乐部的重要目标，而衡量高水平运动员要通过高水平的竞技比赛来检验。自己的俱乐部向国家队、浙江省队、福建省队、厦门市体工队、武汉市体工队都输送了学员，但要真正激活民间俱乐部，就要有更开放的赛事和人才流动平台。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人士承认，目前我国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已经开始多元化，而人才的使用仍然局限在“基层体校-省队-国家队”的三级训练网络中，因此迫切需要改革人才使用机制。

尽管目前真正能挑战专业选手的民间选手还不多，但随着体育系统资源的进一步开放，以及民间培训力量的壮大，改革注册、选拔体系的要求将会越来越迫切。

温州体育“奇”事：一所职校培养14位世界冠军

新华社记者韦骅、沈楠、夏亮

在温州市中心有一所以工科建校的高职学院。在近60年的校史上，有两件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是从“厂办校”到“校办厂”的神转折；二是把普通学生培养成地掷球世界冠军的逆袭。

相对于校和厂的兴衰更替，过去十多年，体育元素的生发和茁壮是这所学校一项非主流规划所产生的奇效。一方面在一个冷门项目上跻身国内乃至世界顶尖；一方面体育培训和俱乐部迅速壮大，同样成为学校的招牌。看似与体育毫不沾边的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也因此多次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这桩体育“奇事”是怎样发生的呢?

冷门项目的成功创业

浙江工贸与地掷球的结缘始于2001年，当时学校从工科技校转向工科商科并举的高职院校才一年多，只有一两千名学生，并不是项目最初的理想落地之处。

学校负责人回忆道，当时国家体育总局想在浙江推广这个项目，但是因为太冷门，温州其他高校不感兴趣，于是工贸学院承接了下来。

毕业于西安体院的地掷球高手范杉被这里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吸引而来，与学校师生一起，投入了一个全新的创业项目。

与很多学校相比，工贸学院可以说是“三无”：一不是体育院校，二没有体育专业，三没有体育特长生。范杉作为体育老师，首先要完成教学任务，学生们也首先要完成各自的专业学习和实践。从教练到队员，都是利用选修课和课余时间展开训练的。

“从2001年到现在双休日我和学生基本上都在场地，已经养成习惯了。”范杉说，队员基本都是通过接触和尝试喜欢上这项运动，继而选择长期投入的。“在这里我们解决了要我练还是我要练的问题，学生们都是出于热爱去付出努力。”

凭借一腔热情和专注钻研，工贸学院地掷球队很快在国内打出了名堂。范杉既当队员又当教练，说服了有一定地掷球基础的山东中学生郭晓敏到工贸就读。

2006年，学校破天荒地承办地掷球世界锦标赛。2005级学生郭晓敏和范杉的爱人、追随他从西安体院来到工贸的王美合作，为中国队夺得了地掷球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范杉说，这种荣誉感和成就感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升国旗奏国歌会感动掉泪，以前是看电视，后来自己真的体会到了，然后会影响到周边的同学，这就是一种辐射。”

从那之后，工贸学院的学生和队伍共代表国家夺得14个世界冠军。现在常规训练的队伍稳定在40多人。作为一个竞技体育项目，随着水平的提升，学校也会有目的地招收一些地掷球苗子到工贸就读，但队员主体仍然是普通渠道入学的学生。

十多年来，除了郭晓敏等个别队员之外，工贸地掷球队的成员基本都走上了与各自专业相关的工作岗位，地掷球仍然是一项业余爱好。

“醉翁之意不在酒”

学校领导层和范杉一致认为，地掷球取得辉煌战绩的关键因素恰恰在于学校当初的目标并不是拿世界冠军，没有功利性。

不过，学校当然不是一无所求，反而是有更全局的考虑。学校负责人介绍说，引入地掷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一是为学校注入奋发向上、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通过这个载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二是把它作为专业教学改革基地，探索体教融合，培养素质全面的实用型人才。

由于人才培养直接面向行业和企业的需要，其课程设计和实施也更加强调实践性、操作性。引入地掷球之后，学校调动各个专业加入和开展与项目相关的各种活动，比如市场营销专业人员进行赛事策划，鞋类设计专业人员为运动员提供个性化定制，商务英语专业人员在赛事中从事翻译、接待工作，设计类专业人员开展吉祥物和标识设计，其他学生则广泛参与志愿者服务等等。

记者在学校地掷球馆看到一套信息化测距系统，这也是电子研究院和计算机专业与校外单位合作研发的成果。

学校负责人表示，引入地掷球时的学院领导层对体育的育人功能有深刻的认识。实践证明，参与地掷球项目的学生在潜移默化中磨炼了意志、重塑了品格。范杉透露，他带过的队员有的曾经非常内向，但是通过这个平台，逐渐开朗；有些队员以前情绪急躁，通过训练也成熟稳重起来。

周兰灵练习地掷球三年了。她告诉记者，虽然刚开始感觉有些枯燥，但时间长了，她在动静结合中体会到这项运动不一样的美。训练之余，教练们还会组织学习女排精神等主题教育，帮助学生建立胜不骄败不馁的态度。“范杉老师说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区别‘要我练’和‘我要练’，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这对我启发很大。”

一盘大棋里的体育“棋子”

事实上，地掷球是工贸学院转型大棋里的一颗“棋子”，但并不是唯一的体育“棋子”。

早在2000年左右，学校一名老师就承包了一块体育场地，对外开放。这也是温州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高校体育设施。

2002年，在市体育局的支持和指导下，工贸学院整合场地和师资，成立了温州冶金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这是一个集运动场馆经营、体育技能培训、运动员培养、赛事承办、群众体育指导于一体的独立法人单位。作为学院的二级产业单位，在起步阶段，校方还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

现在的学院负责人表示，这些措施在当时无疑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上世纪90年代后期，原学校所属的温州冶金机械厂遭遇困境，1999年，通过厂校联合改制，把原来的“厂办校”改成了“校办厂”。学校在“升格”的同时也面临盘活存量资源、激发办学活力的课题。学校领导层可谓另辟蹊径，想到了体育这条路线。

一方面引入竞技项目地掷球，另一方面开办俱乐部。由于地处人口密集的市中心，依托学校因而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这个俱乐部很快就火了。

经过十多年发展，已经有专职和兼职管理人员70多人，项目包括篮球、网球、羽毛球、跆拳道、地掷球，教练团队由国际级、国家级教练以及退役运动员和体育老师组成。市体育局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青少年队伍市队校办，授予后备人才基地等多种方式给予扶持。

2015年，工贸学院又以共建方式与市体育局、浙江省网球协会成立温州网球学院，目标是以此为平台，培养包括网球产业在内的体育相关产业的运营和管理人才。

不到20年时间，工贸学院由一两千学生发展到现在近万人的规模，融入这盘转型发展大棋的体育“棋子”，发挥了超乎预想的作用。

温州市体育局党组成员曹征宇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浙江工贸的体育路线和成功经验，对于许多仍然处于象牙塔模式的院校，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奥运健儿回母校

评论

放手，是最好的扶持

新华社记者许基仁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温州把体育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和重要抓手，在调动社会力量办体育和创建国家运动健康城市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也给全国体育改革带来了诸多启示。

1.激活民间力量，体育满盘皆活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的体操项目一度缺教练、缺生源，而心桥幼教集团有热情、有资金、有生源。双方互补短板，合建体操俱乐部，并输送了天津全运会体操冠军黎琪。体校完成了自己的竞赛任务，出了竞技人才，心桥集团也建立了自己的品牌。携手双赢，何乐而不为?

温州的吕志武游泳俱乐部、兴华羽毛球俱乐部、凯易路马术俱乐部都是社会力量办体育的样本。实践证明，社会力量、社会资本不仅能盘活本来就倚重体制外力量出人才的马术，而且也能培养出游泳、羽毛球这些历来被举国体制青睐的奥运项目的后备人才。

企业家出身的温州武术协会主席李志荣，个人出资300万元创办武术博物馆。协会还开展各种与武术相关的公益性活动，并推行武术国家段位制和地方段位制，普及推广武术文化。寻找有实力、有情怀的企业家传承并推广体育文化，温州武术协会和武术博物馆是成功的案例。

举国体制一度成为体育系统内循环体制的代名词，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积攒了弊病，阻碍了活力。真正的举国体制，应该把全国全社会的所有资源和力量都调动起来。激活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才能给体育最大的支撑力和助推力。

2.体育管理部门适度放手，体育海阔天空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句话同样适合温州体育改革。

记者在温州调研时接触了分管体育的各级领导以及地方官员，感受最深的就是“开明”：他们对政府如何既不越位也不缺位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温州市在鼓励社会力量办体育方面，是真放手放权，但不做“甩手掌柜”，而是通过供场地、授牌子、派教练、给补贴等方式，支持、扶持社会体育机构。这些机构急需什么，管理部门就给予什么。

温州市级财政2017年安排青少年训练竞赛经费总计4200多万元，其中用于体制外社会布点基地的经费超过了36%。

随着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三箭齐发，体育的体量越来越大，光靠政府的力量远远不够，这时管理部门理应放手赛事举办等具体的事务，激活更多的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去运营体育。

但管理部门放权后，其实责任更重了，要加强顶层设计、调控监管、服务指导、资金支持等。管办分离了，政府与社团、政府与企业职责分明，彼此轻松，各自受益，何不广而推之?

3.疏通“梗阻点”，体育方有未来

在苍南县龙港镇兴华俱乐部内，记者偶遇被请到俱乐部指导训练的国家羽毛球队前教练李矛。他依然快人快语：“我们不指望国家队的门开得多大，哪怕只要开一条缝，一条小缝，我们这些民间俱乐部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

按李矛的思路，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只要培养出高水平选手，都可以进国家队，都可以参加全国和世界顶级比赛。

俱乐部创办人赵兴华也谈到了他的困惑：目前国家级专业赛事体系都以省区市为报名单位，民间机构培养的选手除非被纳入专业体系，否则就无法参赛。一个民间俱乐部培养竞技后备人才，如果在参赛方面遇到阻碍，就很难有持久的吸引力。

体育不是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而是国家的体育，全民的体育。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最应该推行公平竞争的体育界，长期以来却多有不公平竞争。

打破体育系统的行政垄断和资源垄断，还体育于民，还体育于社会，是中国体育的出路所在。好在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列入改革议程。疏通“梗阻点”，体育会呈现百舸争流的兴旺景象。

4.推进“五位一体”，体育大有可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泰顺百丈的时尚体育小镇是被“逼”出来的。百丈守着飞云湖这个“温州大水缸”，环境保护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发展第一、第二产业受限，当地政府于是想到了体育。

飞云湖没有船只、风平浪静，是开展赛艇运动的好地方。于是，百丈依托绿水青山，引进了赛艇、曲棍球专业运动队，修建了训练基地，并举办了露营大会等赛事。他们还计划修建28公里长的环湖道，开展健步、自行车、马拉松等活动，并推出一系列“体育+旅游”项目。

在百丈，在温州，在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在这一实践中，百丈尝到了打“体育牌”的甜头。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育不能缺位，体育也大有可为!

时尚体育小镇演绎“两山”理论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张寒、夏亮、韦骅

林少蓉和她先生周运元最早“承包”下绿水尖峰旁这50亩地时，其实是相中了山下那200多亩，原本打算拿来做休闲生态农庄的，谁知作为配套设施来建设的绿水尖滑雪场先“火”了起来，让夫妻俩于无心插柳处看到了“体育+旅游”的诱人前景。

“我们这儿不像北方天然有开展滑雪运动的条件，自然降雪加人工造雪能保证雪量，但气温高了雪存不住，所以一年到头适合营业的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滑不了雪的季节我们开发了滑草作为补充。”林少蓉说。

“不过打小在南方长大的人更稀罕雪啊，我们这个滑雪场就是面向周边温州、台州等几个城市这2000多万人口的，2015年开业以来客流量逐年增长，要是雪好的日子赶上节假日，一天能来好几千人，我们还得限流入场。”

看着这条宽70米、长330米，坡度不过8-12度的雪道，记者脑补了一下冬天不长的日照时间里几千人涌入的场景，确实够热闹。问她这两三年的运营把成本都收回了吧，林少蓉抿起嘴角轻轻点头，但笑而不语。

作为集山区、库区、老区为一体的“三区县”，绿水尖所在的文成县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4亩，全浙江最低，而且95%以上县域属于集雨区，承担着温州700万人口“大水缸”的重任，因此“一产发展有限，二产发展受限”。

在这样的限制下，坐拥绿水青山的文成“被迫”走上了依赖旅游资源求发展的道路；不同于县内中华第一高瀑百丈漈、千年红枫古道、亿年壶穴奇观铜铃山等传统旅游景区的开发思路，“体育”是他们探索发展路径时摸到的一块宝。

“浙南闽北这一片，即便是冬天气温也不低，可是绿水尖的海拔上千了，每当山里下雪，周边城市的人甚至会专程开车来看雪，我们于是就动了心思，希望能鼓励滑雪休闲旅游的发展。”文成县副县长杨洲说。

滑雪场生意火爆，林少蓉夫妻俩投入其中的热情也随之高涨，他们在周边建起射击、射箭的活动设施，将半山腰原有的蓄水池改造成双层游泳池，滑草的季节还兴办消夏晚会，吸引周边民众举家前往。

“下一步我们还要在顶上盖一个设施更好的游客中心，开一家40多间房的精品酒店，再带动一下山脚的中低端民宿，开夜场的计划也在考虑中，现在我们已具备这个能力和条件。”林少蓉说。

和绿水尖这座浙南闽北最大的高山户外滑雪场相距不远，还有一座浙南唯一的国际标准室内滑雪场——天鹅堡室内滑雪场，它是天鹅堡小镇旅游综合体的配套项目，一年四季开放，针对留宿行程在2至5夜的游客。

同是“一汪清水，两岸青山”，同样第一和第二产业发展受限，和文成同在库区的泰顺县也瞄上了“体育+旅游”的发展思路。为了保证“一江清水到温州”，他们选择了体育这个“无污染产业”，并提出了“凡是与体育无关的不发展，凡是有燃油动力的不落地”的清晰思路，并利用自然资源，培育体育资源，打造出百丈这张时尚体育小镇“金名片”。

2012年，百丈成功引进了国家青年赛艇队，并连续五年举办了赛艇冬季训练营活动。

2017年还承接了由亚洲赛艇协会主办的亚洲赛艇训练营，吸引了12个国家和地区的60名一流赛艇选手。

2012年，百丈引进了辽宁省皮划艇队和曲棍球队进驻开展冬季集训。

为留住这些队伍，打造体育小镇特色，百丈投资了几千万元陆续修建了赛艇下水码头、曲棍球场、运动员公寓等。下一步，他们还计划引进垒球、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等项目。

百丈依托这些体育基地，先后举行了一系列品牌赛事，如温州国际户外运动挑战赛、全国象棋棋后赛、全国露营大会、全国青年赛艇锦标赛等，提升了体育小镇的知名度和人气。

目前百丈已成功申报了国家水上运动后备人才基地和国家体育训练基地等2个国家级基地，被列入温州市第一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和省级体育特色小镇创建培育名单。

去年11月，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和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发布了全国48个体育产业联系点典型案例，浙江省有三个上榜，均来自温州，其中就有“温州市以百丈时尚体育小镇演绎‘两山’理论新篇章”。

体育小镇，没有体育不行，光有体育也不够。这些年来，百丈整治环境卫生，进行住房外立面改造，修建了入城口公园、望湖广场、露营平台等旅游服务设施，种植2000多棵海棠树，建成了有蓝莓、杨梅、枇杷等的“四季水果采摘基地”……还规划建设总长为28公里的环湖慢行道，融合健步、骑行、观湖观赛等功能，目前一期江滨大道段已建成2.5公里彩绘大道。

相比文成、泰顺因自然条件而走上发展“体育+旅游”的道路，落项于龙湾的温州奥体小镇则更像是城市改造和延伸过程中的理性选择。

按照规划，落成后的体育小镇将以一个奥体中心、两个体育基地为主线。以前是矿山的岩壁准备利用起来做攀岩，无污染的水库周边和葱绿山地则开发户外运动休闲基地。未来的温州奥体小镇将是一个以体育为核心元素，兼顾居住、旅游、休闲等多业态的综合区域。

以环境保护为主旨，以体育旅游为抓手，以改善民生为根本，温州的体育小镇、体育机构在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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