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波，1957年生，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本文将分析哲学置于与中国哲学的横向比较中加以评价，作者认为，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分析哲学中最有价值的是贯穿其全部工作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1.关注语言；2.尊重科学；3.运用现代逻辑；4.拒斥终极真理。中国哲学要在分析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充分吸收分析哲学的长处，也注意发挥自己原有的优势。

　　引言：什么是分析哲学

　　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早期，一批有深厚学养且胸怀宏图大略的哲学家相继登上了哲学舞台，他们是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 、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乔治·摩尔（G.E.Moore） 以及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分析哲学家们主要致力于意义的分析，并将其作为哲学的主要任务与目标。他们希望单独地、确定地、一劳永逸地去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从现代逻辑输入精确性，从现代科学引入方法论，把语言问题当做突破口，运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的方法，使哲学逻辑化、科学化和分析化，由此达到哲学思想及其表达的明晰性和确定性。分析哲学后来成为英美甚至整个英语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研究方式，并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传播。

　　从起源上看，分析哲学力图把认识论中的经验论传统、康德的基础主义以及弗雷格在19世纪晚期首创的逻辑分析方法和哲学理论结合到一起。它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先后出现过逻辑原子论、常识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日常语言学派、逻辑实用主义、历史社会学派等支派，还包括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不属于这些支派的分析哲学家。但是，可以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确立一个中心时期，这个时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战后的语言分析阶段，前者倾向于强调人工语言和符号逻辑，而后者则倾向于强调日常语言及其哲学。在这个中心时期，分析哲学家相信两种语言的区别，其一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区别，其二是描述的说话方式和评价的说话方式之间的区别；并且坚持一个传统的哲学研究纲领，即试图探索语言、知识、意义、真理、数学等等有疑问的哲学现象的基础。如果我们假定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概念分析活动，并且假定哲学的任务是为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那么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其自然结论就是哲学分析基本上是还原的。这就是说，这种分析的目的在于表明，经验知识如何立足于我们的经验材料即所谓的感觉材料之上，并且最终可以还原为这种感觉材料（现象主义）。关于心智的陈述立足于关于外部行为的陈述之上，因而最终可以还原为关于外部行为的陈述（行为主义）。同样地，必然真理立足于以定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语言约定之上（约定论）；数学立足于逻辑、特别是集合论之上（逻辑主义）。在每种场合下，哲学上较多地令人困惑的现象被表明为在某些较少地令人困惑的现象中有其可靠的基础。

　　可以把中心时期之后分析哲学的发展，看做是逐渐否定这两种区分（即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以及评价话语与描述话语的区分）和拒斥基础主义的过程。20世纪50—60年代进行的工作导致对两种区分的否定；而且，随着对这两种区分的否定，在70—80年代开始形成了对分析哲学的一种新看法。对传统的分析哲学来说最明显的问题是：还原论的计划破产了。在每个场合下，现象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建议的那种还原论分析都没有实现其意图，到60年代初，它的失败已很明显。这一阶段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发现，其中主要有：蒯因（W.V.O.Quine） 对分析和综合的区分的否定；奥斯丁（J.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维持根斯坦对基础主义的批评；罗尔斯（J.Raws）在政治哲学方面的工作——正义论；以及库恩（T.Kuhn）等人在科学哲学中引起的变化——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以上这些变化，一方面使分析哲学成为一门更富有趣味的学科，另一方面也使它成为一种界线更不清楚的研究活动。许多被上一代分析哲学家基本上忽视的研究领域，例如，认知科学、生物学的哲学、经济学的哲学、行动理论，甚至哲学史研究，如今已变成哲学中的一些繁荣旺盛的分支学科，或者已开始进入分析哲学家的视野。有的分析哲学家还预测，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将在整个哲学研究中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取代对心智的研究这种看法，正在转变为对语言的研究其实是心智哲学的一个分支这样一种看法〔1〕。

　　可以看出，随着分析哲学的发展演变，它的许多基本信念和研究纲领已被动摇，它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它作为一个学派或一场运动的许多重要特征已经或正在失去。这同时表明，它作为一个学派或作为一场运动已经或至少是正在走向衰落。现在是对分析哲学作某种总体性研究和总体性评价的时候了。

　　一、关注语言

　　由达米特（M.Dummett）在《弗雷格：语言哲学》（1981） 一书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向：古希腊哲学追寻世界的本源与始基，处于本体论阶段；自笛卡尔始，后经洛克、休谟、康德等人，西方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进入认识论阶段；从弗雷格等人开始，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进入语言哲学阶段，在此阶段语言问题上升为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甚至全部哲学问题都被归结为逻辑—语言问题。分析哲学家们在促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哲学观包括否定的方面和肯定的方面。就其否定的方面而言，他们认为，有且只有两类陈述或命题是有意义的，即本质上是同义反复的分析陈述和可由经验证实的综合陈述。而形而上学陈述却不属于这两类命题中的任何一种，因此他们认为，形而上学陈述及其问题是“无意义的”，应该“拒斥形而上学”！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问题是不可能有真正答案的伪问题，其心理根源在于对知识的普遍性和绝对确实性的追求；其语言根源在于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和歧义性，在于日常语言中“语法形式”与思想的“逻辑形式”并不真正一致，因此应该用“语法形式”与“逻辑形式”真正统一的理想的人工语言来代替。就其肯定方面而言，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哲学不是一种关于实在的理论，而是一种活动，是“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2〕， “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逻辑分析”〔3〕， 其目的“在于使经验科学的命题明晰，更具体地，它把命题分解为它的各个部门（概念），一步步地把概念归结为更基本的概念，把命题归结为更基本的命题”〔4〕。 他们还提出了在物理语言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科学”的方案，即科学的合理重建或理性重构。

　　日常语言学派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日常语言的看法。后者认为，哲学混乱产生于日常语言的含糊与歧义，因此应该用精确的人工语言取代日常语言。而前者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它与人们的生活形式密切相关，哲学混乱源自于对日常语言的误用与滥用。并且，这种混乱与困惑就是哲学家所受的思想折磨和所患的精神疾病，因此消除这些疾患就类似于医生给病人治病，治病的方法就是语言分析，即在具体的使用环境中，在与生活形式的密切关联中，对日常语言的用法及其所能完成的功能作全面细致的描述与清理，从而消除因对它们的误解而产生的哲学困惑。哲学因此获得了“治疗学”的形象，哲学家就是“精神病医生”，有如治病的目的是消除疾病，哲学分析的结果则是哲学问题的消解，哲学家由此达到思想的明晰与精神的安宁。因此，回归日常语言就是回家：哲学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分析哲学家们几乎采取了共同的研究策略——“语义上溯”（semanticascent），即先把一个哲学问题转换成一个语言问题，然后以讨论语言的方式去从事哲学问题的研究与论争。例如，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把本体论问题归结为“What is there （有什么）？”，并把此问题分为两个子问题：一是本体论事实问题，即实际上有什么东西存在？二是本体论承诺问题，即一个理论说有什么东西存在？蒯因认为，本体论所应研究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它本质上是一个语言问题。蒯因发展了一套复杂、精致、带有很强专业性和技术性的本体论承诺学说，并由此把一度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拒斥的本体论研究重新请回了哲学的殿堂。蒯因还认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是实际地说明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是如何从观察中产生的，或者说，我们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刺激的基础上产生出“汹涌的”输出即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的。蒯因认为，由于观察是感觉水平的，因而是主观的，因此要通过语义上溯，用主体间一致的观察语句取代观察，并且把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看做语句体系。于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变成了说明观察语句与理论语句的关系，最后又被归结为对于语言学习过程的发生学研究。蒯因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认识论的中心问题转换为一个与语言相关的问题，由此造成认识论的“自然化”。

　　根据蒯因的观点，通过语义上溯，我们暂时撇开哲学立场方面的实质性差异，将注意力集中于语言，就可以避免许多空洞的、无谓的、永无结果的争论，避免论战中的强词夺理，从而摆脱哲学研究的困境，这样反而有助于弄清哲学立场方面的实质性差异，并使哲学研究深入进行。

　　实际上，分析哲学的语言观还有欠深刻。分析哲学家们把语言看做形而下的器具，即思维与表达的工具。而在欧洲大陆哲学家那里，语言具有了本体论和世界观的性质：（1 ）语言作为本体呈现出先在性与根本性，它是人与世界的根本纽带。世界进入语言就是进入人的理解，人以语言的方式理解世界就是在把握真理。所以，在语言中世界的意义呈现出来了。语言中的世界才是其意义被认识到的世界。语言既有表明我们的理解方式的意义，又有世界呈现其意义的意义。（2 ）语言作为最古老最典型的人文符号，显现出人文性和神秘性。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某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5〕“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 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6〕。因此， 从语言中看到的世界已非纯粹的客观世界，而是经过特定的文化分类组合、充盈着人的主体意识的世界。（3）语言作为表征方式呈现出重要性与普遍性， 它是一种与人的主体无法分离的形式系统，是人的思维和交际须臾不可缺的载体和工具。人的内在思维只有凭借它才能进行，并且得到外化、固化与深化。显然，欧洲大陆语言哲学比英美分析哲学赋予语言比工具重要得多的地位，其语言观要比后者深刻得多。但在关注语言这一点上，两者是共同的。

　　中国哲学（包括近现代中国哲学）一直把语言视为形而下的“器具”，几乎从未将其视作形而上的“本体”，也许先秦时期的哲学是个例外。因此，中国哲学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缺乏对语言问题的真切关注，甚至一再强调语言作为思维、交际、表达形式的相对性和局限性。《易经·系辞》中有“言不尽意，书不尽言”的说法，老子《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更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言意之辩”，佛教的“不立文字”、“不落言筌”等等，就是明证。中国近现代哲学甚至从未认真思考和琢磨语言“载道”（表达思维）的工具功能，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哲学写作方式的“教科书化”，哲学文本的写作，从布局谋篇、起承转合到遣词造句等，几乎形成了固定的程序与模式，有一套固定的概念用语。不同的哲学工作者写出的哲学文本，从概念术语到写作风格都大同小异。实际上，语言的苍白与呆板是哲学思维的肤浅与雷同的外在表现。有人这样谈到他的读书经验：“我个人读书（尤其是读文史类书），历来有一种特殊的‘品尝法’，即先看作者的文字是‘干燥’一路呢，抑或属‘滋润’一路。倘若是前一路，我总是固执地认为，作者对其研究对象，似未曾下过一番‘沉潜’之功；倘若是后一路，则作者对其研究对象，实具一份‘含玩’之乐。品书如品酒，精酿深藏之酒，总是味厚而长。”〔7〕我认为， 这一问题确实值得一切真正有志于学的人严重关注。当前，我们在呼唤哲学研究深化的同时，也应该呼唤哲学文本写作方式的改变。我们呼唤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献身学术、充满创意的哲学家，也同样热切地呼唤思想新颖独特、表达独具魅力的哲学文本。我以为，当代中国一方面提供了这样的土壤与契机，同时由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商业化气氛与浮躁心态对此也提出了严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