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农村脱贫将达到7000万人，中国将彻底告别贫困。

而在1月10日，新首富、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在贵州毕节的扶贫讲话称“五年无偿投入110亿对恒大不是难事”，“不脱贫，不收兵”。

而前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2017年12月2日到贵州丹寨扶贫的视频近来亦流传网络，视频中王健林因扶贫思路存分歧罕见怒斥丹寨县长“脱裤放屁”。

视频显示，贵州丹寨徐姓县长向王健林提出要求，万达在丹寨投资的所有产业，所有的利润都不带走，注入万达基金和丹寨政府共同来监管。

王健林对此愤怒回应称，“利润如何转移分配的问题，如果不能保证，那还不如我每年固定给你5个亿，然后你自己去分得了。5个亿，对我很简单。何必费劲巴拉、脱裤子放屁”。

这显示出，万达和贵州丹寨县政府在扶贫思路上存在重大分歧。县政府青睐于真金白银实物扶贫，因而要求万达直接向县政府划拨扶贫资金，再由县政府将资金分配给贫困户。

王健林则倾向于采用产业扶贫的方式，一方面变简单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带动当地就业和消费；另一方面，万达在产业扶贫中亦可获得微薄利润。而王健林之所以“怒怼”丹寨县长，也是对其庸政懒政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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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健林相似，许家印在扶贫对象的选择上也对贵州情有独钟，他选择的帮扶对象是贵州毕节市大方县。许家印在讲话中历数恒大集团在毕节的产业扶贫功绩。

对我国扶贫中带有的共性难题，许家印也是苦于如何选择最恰当的扶贫方式。

许坦言“五年无偿投入110亿对恒大来说不是一件难事，最难的是要派一支能吃苦耐劳、能奉献、能打硬仗，能出思路、能出管理、能出办法、能出技术、能激发当地干部群众内生动力的优秀扶贫团队”。

另外，许家印在讲话中也不忘时不时晒出自己的“红顶子”，称“2015年12月，我们在全国政协的鼓励支持下，开始结对帮扶毕节市大方县”。

许回忆自己经历过的贫穷日子，称“没有国家的恢复高考政策，我还在农村；没有国家的14块的助学金，我也读不完大学；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恒大也没有今天。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给的，我们应该去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应该回报社会，我们必须回报社会”。

创富金融分析师则指出，在西方社会，扶贫捐赠多采取社会自我管理模式，企业和富人通过相关基金会完成捐赠帮扶。而在中国，相关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缺位或者不够健全，扶贫开发和捐赠还是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之下开展，采用政商结合的方式。

这也就是“大社会小政府”和“大政府小社会”的体制区别。

更深层次的区别，我国现实中的政商关系下，由于政府手中掌握各种资源及其分配权限，商人不可须臾离开他们。商人削尖脑袋向其靠拢，很多商人其实都头顶“红顶子”，没有“红色身份”的商人也在摸爬滚打中修炼敏锐的嗅觉，并随之起舞。

自称“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王健林，其掌控下的万达集团2017年6月被证监会调查，之后万达集团遭遇“股债双杀”，王健林也从中国首富宝座上跌落，万达不得不变卖资产偿还银行债务。

对于王健林遭遇的“滑铁卢”，媒体指背后真正原因在于万达集团海外投资触犯了禁忌，对此，王健林曾公开回应“我们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因而被批“不懂政治”。亦有消息指万达在“一带一路”项目上与国企争利。

而刚刚取代王健林首富位置的许家印，亦被媒体曝出在“恒大报”事件以及旗下足球俱乐部引进外籍球员上跌了跟头，同样被批“不懂政治”。

2017年10月，恒大集团在其自办报纸上模仿《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消息，以红体字加大幅照片报道“许家印主席会见江苏省市主要领导”，招致批评。

其后，恒大旗下足球俱乐部以抬高转会价格20%的方式争抢外籍球员，2018年1月10日，中国足协在网站上发布通告，对恒大旗下俱乐部予以严厉警告。

而伴随着轰轰烈烈反腐的持续推进，欲重塑政商关系，并警惕权力的游戏。

“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可能是权贵阶层，也可能是‘白手套’，他们游走在边缘，与权力完成合谋”，“每一个贪腐案件中，官员的身边莫不聚集了一批‘近权力的楼台先得利益’的商人。权钱交易，是贪腐永恒的话题。规制权力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一个难题。”

同样起家于房地产的许家印与王健林，先后成为中国首富。在我国的政商环境中一路跌跌撞撞走来，如今，除了商战，在扶贫大舞台上，许王两人俨然正在开展一场比拼觉悟的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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