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昨日不辞而别:废都摇滚记忆1990-2014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作者：锤子

内容简介：

中国首部地域摇滚史，全书近40万字，200多支乐队，100多张照片，80多张唱片，近30副珍藏海报，全景再现西安摇滚近30年发展历程。

这是一种跌宕起伏的生活，也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英雄梦想。

本书附赠首部西安摇滚纪录片《西摇记》，记录了一群年轻人在西安摇滚圈近十年的往事。他们把最好的时光和年华献给摇滚乐，把最好的青春留在这个城市。那是最好的时光，最好的时代，穷困，躁动，死不妥协，对这个厚重城墙包裹的城市来说，那是它摇滚乐的黄金时代。

首部西安摇滚书籍+纪录片，从未公开过的尘封影像，见证我们的青春。

作者介绍：

锤子，超级马力乐队主唱，写作者，和周琦创办独立出版机构“不是出版基金The Atypical”。著有诗集 Bad Time for Poetry：Mr Chui （诗歌的坏年代：我的名字叫锤子）、剧作集《性瘾》等。

书摘正文：

第一辑 那些年 我们经历的西安摇滚往事

1986年，邓丽君开始家喻户晓，表达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新生事物的狂热，更多的年轻人留长发或者半长发、烫头，以有“三洋”录音机、穿牛仔裤（喇叭裤）、跳霹雳舞为时尚。“摇滚”一词开始出现在部分年轻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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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动与反抗：西安摇滚乐发展侧记》

如果仅仅在西安摇滚乐的范畴中谈论，“八个半”是不可或缺的，“八个半”是西安“八又二分之一”酒吧的惯称，它来自费里尼的同名电影，也有人称它为“八点五”。它承载了西安摇滚乐2001年到2005年的大部分演出，曾创造了西安摇滚乐最辉煌的时代。

——《不仅仅是摇滚乐——八又二分之一酒吧》

第2页 :躁动与反抗：西安摇滚乐发展侧记

躁动与反抗：西安摇滚乐发展侧记

（一）

书写任何一座中国城市的摇滚史，都离不开发源地：北京。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京代表着中国摇滚的中心，摇滚乐从这里向其他城市辐射，从而形成影响。业界公认的第一支中国摇滚乐队，是1980年前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的万李马王乐队，它以翻唱披头士（The Beatles）等老牌乐队的作品为主，这一年被认为是中国摇滚元年。

“万李马王”四个字看似风马牛不相及，来源却颇为有趣：乐队成员听说朝鲜有个千里马，几个人的姓一凑，正好是万、李、马，还多个王，盖它一头，于是万李马王乐队就这样成立了。

严格说起来，“万李马王”带有校园乐队的印记，屈指可数的几场演出都在学校进行，当时人们对文艺节目的理解还停留在朗诵、独唱、合唱时期，这样一支乐队让学校师生激动不已。校外演出的愿望尚未能成真，乐队便解散了，更遗憾的是这支乐队未留下任何形式的资料。

与其说这是1980年左右的中国摇滚乐，不如说这仅仅是北京的摇滚乐。1985年之前，“摇滚”这两个字在西安还是空白，只是零星地出现了一些接触到欧美音乐的人，那时接触欧美音乐的渠道大多来自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工作人员及亲属。虽然香港的Beyond乐队早在1983年就已经成立，但对内地的摇滚乐并无太大影响。此阶段西安接触到摇滚乐（欧美音乐）的人无法具体统计，熟知西安摇滚乐的人坚信摇滚乐在西安出现的时间并不落后于北京等地。

据来西安发展的新疆乐队“回归”的主唱阿里回忆，早期的西安摇滚乐代表人物有西影厂的徐斐。徐斐是歌手出身，1985年去深圳发展，1986年出版发行中国第一张摇滚专辑《摇滚台摇滚夜》。这张专辑已无资料可查，在中国摇滚史上也未被提及，它是否是中国第一张摇滚专辑也有待商榷。阿里回忆道，1983年或1984年，在一部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和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合拍的电影中，看到过几处乐队的画面，据说是西安新蕾乐团的电声乐队。

1986年，崔健成立七合板乐队，出版首张专辑《浪子归 》。在今天看来，这是一张充满了80年代台湾民谣味道的专辑，和“摇滚”并无太大关系。那时的崔健刚刚25岁，咬字清楚，声音顺滑，和现在判若两人，不少第一次听到这张专辑的人都对崔健前后的声音变化感到惊讶。

1986年，邓丽君开始家喻户晓，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新生事物的狂热，更多的年轻人留长发或者半长发、烫头，以有“三洋”录音机、穿牛仔裤（喇叭裤）、跳霹雳舞为时尚。“摇滚”一词开始出现在部分年轻人当中，全国走穴的年代开始，走穴的歌舞团中开始出现电声乐队。“走穴”,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词汇在摇滚乐历史中异常重要，却极少有人谈及。那个年代还有很多与摇滚乐紧密相接的特定词汇，成了当时演出市场中人们彼此联系的特殊行话。演出叫“走穴”、劳务费叫“挡杵”、组织者叫“穴头”,而“穴”也有不同的分类，没拿到钱的叫“水穴”,特别火爆的叫“火穴”。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经济急剧扩张，人民物质生活改善，对文化生活有了更多要求，演出市场空前繁荣。大多数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摇滚人的印象是挣钱多。不少知名的乐队和音乐人都有过走穴的经历：唐朝、黑豹、许巍……这也是中国摇滚的启蒙时代，崔健、刘元等人组成的“七合板”和孙国庆、臧天朔等人组成的“不倒翁”已经小有名气。1986年，北京举行的“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唱响了《一无所有》，影响了那个时代包括西安在内全国的摇滚乐。

那时的张楚默默无闻。他在学生时期已经尝试自己写歌，据说《西出阳关》等就是在那几年完成的。1987年，就读于陕西机械学院（现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 系的张楚辍学，只身一人去北京发展，并很快出版了第一张专辑，1991年，《姐姐》成为中国摇滚乐最为重要的歌曲之一。

张楚是西安摇滚乐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之一。在目前能见到的资料中，关于这个以孤独著称的摇滚歌手，很少有系统完整的信息，如果拿过去的资料和访谈拼凑，倒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有人真正关心一个歌手背后的故事吗？答案一定是：不一定。

1988年，由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发行的《西北风》横空出世，震撼了一代人，以范琳琳的《我热恋的故乡》、崔健的《一无所有》、杭天琪的《黄土高坡》《信天游》最为突出，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摇滚乐”。崔健在汉城奥运会的演出在中央台播放，摇滚乐进一步出现在西安人的视野。同年，真正有记录的第一支西安摇滚乐队——瞬间乐队成立（后改名为撞击乐队），主唱芬妮，吉他徐东坡，贝斯宋保利，键盘八斤，乐队的成员在后来几年一直活跃在西安摇滚乐名单上。这支乐队的出现，带动了一大批人走上乐手的道路，自发举办的舞会成为乐队的舞台，学习乐器的人开始增多。其中很多乐队和乐手，后来都参与到全国范围的走穴活动中。

1989年崔健发行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成为中国摇滚史上公认的第一张摇滚专辑。虽然并没有很多人听过这张专辑，但那时的崔健已成为“摇滚明星”（多数人知道崔健但并没听过崔健的歌，因为这张专辑版本历史非常复杂，香港版和台湾版由中国旅游声像出版社发行，另一版则由EMI香港公司和台湾地区的可登公司发行。之后，日本 EMI和台湾地区的可登分别发行了日本版和可登再版）。当时《一无所有》也因刘欢和孙国庆等诸多歌手翻唱，传播速度极快。很多摇滚人的启蒙，与其说是崔健这个人，倒不如说是《一无所有》这首歌。1990年，崔健来西安演出，现场爆满，观众大多是在校大学生，大家随着歌声鼓掌。崔健影响了更多的人，使他们走上摇滚乐的道路。

1991年，东狮合乐队成立，成员几经更替，成为西安老一代乐队中最为人熟知的名字之一。同年，《中国火1》发行，第一首歌是西安歌手张楚的《姐姐》，这张专辑鼓舞了更多人走上组建乐队的道路。唐朝乐队、黑豹乐队相继发行专辑，摇滚乐形成阵营，西安的舞会继而大幅增多，乐手开始普及。

1992年，飞乐队成立，核心成员是主唱许巍和吉他高松。还有贝斯手童童 、键盘手巴金和鼓手张老三，这算是当时西安最优秀的一批乐手。同时，很多乐手并未放弃走穴，经常往返于西安与外地之间，大部分乐队并不正规。1993年年底，飞乐队在西安外国语学院的首场演出引起轰动，一千人的剧场内挤满了三千名观众，乐队一共表演了五首作品。1994年2月，飞乐队赴成都演出，非常轰动，演出后接受了成都电台及各大报纸杂志的采访。1994年7月，飞乐队赴银川参加西北摇滚节，与来自兰州、宁夏和内蒙古的另外三支乐队在银川体育馆演出，极为出色的压轴表演引起当地媒体的瞩目，演出的现场录音及乐队专访在银川电台播放。回到西安后，飞乐队接受了陕西文艺台的直播访问，乐队歌曲的Demo也在电台多次播放，反响强烈。同时，许巍开始在文艺台担任嘉宾主持介绍西方摇滚乐。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乐队没有经济来源和其他种种原因，乐队成员的矛盾开始激化，直到现在，飞乐队的矛盾依然在流传，版本很多，真假难辨。1994年，许巍离队去北京，飞乐队暂时停止了演出。

（二）

那几年，中国摇滚唱片层出不穷，除了乐队和个人的专辑外，拼盘成为摇滚唱片的又一主要形式。被人熟知的有1991年发行的《红色摇滚》、1992年发行的《中国火1》、1993年发行的《摇滚北京1》等。其中，《中国火1》和《摇滚北京1》都因为涵括很多知名乐队，成为摇滚拼盘中的经典唱片。

1994年5月，在北京组建黑蜘蛛乐队的张萌萌离队后在广州制作 《南方大摇滚——太平洋1号风暴1994》（简称《南方大摇滚1》），包括深圳的三支乐队和广州的七支乐队。以广州乐队为主的《南方大摇滚1》在西安乐队看起来并无可圈可点之处，西安摇滚人有了出版自己作品的想法。的确，《南方大摇滚1》中的乐手们大多初出茅庐，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同时缺乏北方摇滚的强烈节奏，过于商业化的编配让西安摇滚人不屑。

“南方大摇滚”这个名字也被一些人认为明显有与《北京摇滚》分庭抗礼的意思，出版后随即招来了北京摇滚乐群体的猛烈嘲讽和大喝倒彩，这也导致了人们对1995年出版的《南方大摇滚2》的冷漠和不屑。

契机在1995年出现，张愚策划“龙都摇滚演唱会”,现场爆棚。演唱会上很多乐手都是这个乐队演完紧接着跟随其他乐队演，吉他手吴一新和贝斯手豆豆同时兼嘹乐队、RMB乐队、无尘乐队的乐手，鼓手张弛同时兼西安人乐队、嘹乐队、RMB乐队、无尘乐队，键盘手冯季勇同时兼嘹乐队、无尘乐队的鼓手，吉他手徐东坡和鼓手陈佳同时兼空间乐队、撞击乐队。那几年因为乐队要求高，出道的乐手狂热追求个人技术，排练极其认真，成长为西安甚至中国范围内的优秀乐手。同时，这场演唱会让更多的人受到影响，选择玩摇滚乐，并对西安摇滚乐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随后，西安乐队出版自己作品的想法成为现实，《中国西部大摇滚》以磁带的方式出版发行，里面收录了“龙都摇滚演唱会” 所有参演乐队的作品。合辑中出现的乐队和乐手被公认为西安最早一批摇滚人。磁带的发行也带动了西安摇滚的火热气氛。

1996年，乐手自发组建音乐联盟，由当时威望比较高的高松和徐东坡任主席。同时，高松重组飞乐队，并牵头在校园和社会上举办了很多演出，由于缺乏资金，几乎所有演出都发动朋友关系找音箱等演出设备，很多演出所需的工程线都是自己动手做。这样的演出持续了三四年。从1997年开始，李群涛开始组织外地乐队进行大型演出，名单上经常出现的名字是“黑豹”“唐朝”“超载”“眼镜蛇”等，这些北京乐队频频来西安演出，西安已然成为他们继北京之后的又一根据地。这两年，是西安摇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从1996年开始，拼盘性质的唱片如雨后春笋，西安乐队的作品也陆续发表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拼盘中。其中，1997年由北京京文唱片有限公司发行的《非常摇滚2》收录了菊花与刀乐队的《自由》、飞乐队的《留住》；1998年，《摇滚时代》收录飞乐队的《回到梦里》，《摩登天空1》收录飞乐队的《西边太阳》； 2000年，《摩登天空有声音乐杂志 6》收录了苦孩子乐队主唱苏妮的一首小样、睡袋乐队主唱陈勇的《我是你》、飞乐队吉他手高松的《别想太多》、菊花与刀乐队的《阴天盛开的向日葵》。1996年到2000年，磁带向CD过渡，传播的载体变化。那几年，西安并没有专业的录音棚，对乐队来说，录音仍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没有唱片号的所谓 “地下唱片”,并不被那个时代所接受。录音设备的要求限制了乐队的发展，他们只能依托唱片公司。大家都认为有正式发表的机会或是小样被唱片公司看上然后出唱片才是正路。

（三）

1997年，在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组过乐队的刘文回到西安，开办了西安第一家琴行：绿洲琴行。那时的琴行常常人满为患，弹吉他是一件拉风的事情。

1998年，沸点乐队主唱杜凯组建成立了“西安摇滚青年联合会”,开始举办有规模的校园巡演。新一代乐队陆续组建，这一切要归功于摇滚乐在中国十几年的积累，西安最早一批乐队带来的影响，以及李群涛的“和平HUOSE”等酒吧在周末举办的一些北京乐队和本土乐队的演出。老一批乐队的活跃度已不如以前，新乐队蠢蠢欲动，随着1999年人民剧院摇滚演出和第一届505演唱会的举办，越来越多的乐队组建起来，其中有黏液乐队、硕大的苹果乐队、腐尸乐队等，但大多数乐队分分合合，最终摆脱不了解散的命运。1998年到2000年是西安摇滚乐的过渡期，老一批的乐队渐渐退出舞台。

这时期打口带在西安经历了五年的发展，区域市场已非常成熟，兜售打口带的店铺已广为人知，大量的欧美摇滚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也打开了许多乐队的视野。和80年代摇滚乐刚进入中国时一样，打口带更多不同风格的音乐令大家热情高涨，摇滚乐充满各种可能。对打口带的狂热造就了打口带行业，西方各大唱片公司处理积压产品，本应该熔毁碾碎的唱片，被打上口或扎眼后作为垃圾出售到中国，这些“特殊产品”造就了中国摇滚风格的快速裂变。在早期都卖出了80-100元的天价，这在一盘磁带平均10-20元的年代是无法想象的，那几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赚了钱。除了打口带，那个年代的人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世界音乐的途径。

见识越多，可能性越多。西安摇滚乐队的风格随之多样化，其中有死亡金属风格的腐尸乐队，新金属风格的黏液乐队、检修坦克乐队，朋克风格的妖蕊乐队、潜乐队……这个时期的乐队大多没什么演出，所以并不为人所知。即使有演出，也仅仅局限于校园等小范围场地，乐队之间很难互相认识和了解。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此阶段的乐队对当时的环境都有各自的理解，落差和分歧很大。这一切，都源于演出市场的不成熟。

这种情况直到2001年才改变，第一届寒窑音乐节举办，通宵的演出、20多支新乐队亮相，让人惊呼：西安竟有如此多的乐队。这次音乐节也成为西安摇滚历史上首次大型户外音乐节。

2001年年底，代理英国乐爵士（Rogers）音箱的张玮受到摇滚乐的影响开办了八又二分之一酒吧。不久，绿洲琴行的老板刘文成立了绿洲音乐网，让朋友曹石管理。在成立初期，八又二分之一酒吧只做电影放映，承接少量话剧演出，即便如此，仍然吸引了大量的文艺青年，其中不乏行为艺术家、媒体人和优秀编剧。成立初期的绿洲音乐网是一个小型论坛，注册会员仅仅是常来绿洲琴行的一些朋友和曹石的网友。但他们可能谁也想不到，在日后的几年时间，他们将共同创造西安摇滚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第3页 :躁动与反抗：西安摇滚乐发展侧记（2）

（四）

2002年，八又二分之一酒吧开始尝试举办大量摇滚演出，这成为西安摇滚乐的分水岭。2001-2002年，能够长期提供演出的场所并不多，为人所知的是东大街的幕唯酒吧和边家村工人文化宫。人们后来将“八又二分之一”习惯性地称为“八个半”,“八个半”的第一场演出有三支北京乐队，是后来组建了Joyside乐队的主唱边远和哎吆乐队的主唱刘舸各自带来的乐队，还有西安朋克乐队“妖蕊”和“潜”。三支北京乐队对演出地点和效果的评价极高，进一步鼓励了“八个半”长期做演出的想法，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八个半”的张玮亲力亲为，大范围联系西安和外地的乐队演出，张贴海报等烦琐事务都亲力亲为。他和海报设计师金豆两个人共同承担了所有的演出筹备工作。随着演出活动和观众逐渐增多，位于纬二街陕西烹饪学院（现已拆除）南隔壁二楼，约200平方米的“八个半”场地已不敷演出使用，张玮此时已有更换演出场地的想法。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玮发现经常吃饭的拉面馆后面有个防空洞，和面馆老板商量妥当，2002年夏天张玮在防空洞中搭建了舞台和厕所等基础设施。这种形式确立了“八个半”特有的风格，这一场地受到西安乃至全国各地乐队和乐迷的羡慕和追捧，“八个半”成为西安演出的主要阵地，同期存在的幕唯酒吧已毫无优势可言。

防空洞只是针对演出开放，平均每周至少一场演出。每逢周末，大家会从各个地方赶来，在拉面馆点一碗拉面，吃完直接进入演出场地。

从防空洞开始，张玮确立了自己的经营思路，开始了售票机制。这对日后的演出市场起到了规范作用，同时乐队开始有报酬，在这之前，摇滚乐演出可以拿到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木马”“美好药店”“AK47”“声音碎片”等乐队在此演出，经常上台的本土乐队需要由张玮亲自监督，听乐队作品或是观看排练，只有具备一定基础的乐队才可登上“八个半”的舞台。在张玮看来，既然观众买票看演出，他就要对观众和舞台负责。自从张玮不再做演出后，直到现在，西安所有的演出主办方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张玮在外地乐队的选择上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想通过外地乐队来促进本土乐队的成长和市场开拓。纵观“八个半”的演出历史，重型音乐少之又少。在张玮看来，西安的腐尸乐队已经是全国范围内的标杆，所以无须引进更多同种风格的外地乐队。他要做的，是把西安本土没有或者不成熟的音乐风格引进来。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方式，“八个半”时期的西安乐队可谓百花齐放，不同风格交流融汇增强了本土乐队的实力，“八个半”的舞台成为西安摇滚乐专业舞台的代名词，能够站在“八个半”的舞台上演出，亦成为诸多新兴乐队的梦想。

同期存在的绿洲音乐网在2002年租用了更大的空间，随着“八个半”的受众扩展和网络论坛时代的来临，网络宣传成为比张贴海报更有效的信息发布方式。负责绿洲音乐网整体建设的曹石在论坛板块上费了很大心思，几乎所有的板块都很受欢迎，其中有发布演出信息的演出板块、文学爱好者发文的文学板块、经常版聊的交友板块和供大家娱乐的灌水板块，每个板块有一到三名版主负责管理。随着网络的普及，绿洲音乐网成为西安摇滚乐不可或缺的媒体之一。

随着演出的正规化，西安有了专门采访乐队的记者和专为现场拍摄的摄影师，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记录以网络为载体出现，西安摇滚乐进入有记载的时期。

也是在2002年前后，中国摇滚乐版图中的乐队不胜枚举，不成熟的唱片工业无法满足乐队的需要，而当时制作和发行唱片仍是一个乐队必做的事情。本土乐队开始独立发行唱片，就是所谓的“地下唱片”。因为发行量少，受众有限，绿洲音乐网为此将独立发行过唱片的乐队作品放在网上，供更多人试听，西安摇滚乐同时进入更有效的传播阶段。

与90年代相比，这个时期的西安摇滚乐坛，已经是新乐队的天下，但是仍有老一辈的摇滚人。2002年，组织过“黑豹”“唐朝”“超载”等乐队驻西安长期演出的李群涛在大雁塔举办大型演出，北京的“战斧”“唐朝”和西安的“祝尔康”“腐尸”等乐队参加，但影响力已不如前两年。主要原因是打口带将更多更新的风格带入中国，乐队和乐迷的视线已开始向风格相对更新的音乐转变。虽然老一辈的演出主办人仍旧坚守老牌乐队，但与时代脱节的弊端更加显露无遗，这一年，也可以说是老一辈摇滚人整体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年。

2003年，曹石、大治、箱子成立时音唱片工作室，成为西安首家为乐队录音的专门机构，与绿洲音乐网和“八个半”共同成为支撑西安摇滚乐的三大平台。越来越多的乐队开始出现，西安摇滚进入第二个黄金时期。

同年，康师傅冰红茶乐队选拔赛大规模举办，成为摇滚乐队演出的又一平台。虽然时间短（约3个月），但更加商业化的操作让部分乐队有了“走出地下”的想法。西安摇滚乐的商业意识开始觉醒，但商业的诱惑始终不敌音乐本身的魅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是：检修坦克乐队从1300多支高校乐队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疆、宁夏、甘肃、陕西、昆明、重庆、成都等省市进入半决赛的12支乐队之一。比赛前一天抽签决定演出顺序时，“检修坦克”放弃抽签，因为他们当天还在参加“地下演出”,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

他们不是对商业操作方式不了解，而是清楚在商业之外有更重要的东西。摇滚乐，对他们来说仍是向内而生的精神堡垒。那个年代的摇滚人对商业有出自本能的谨慎态度，这在今天看来的确难以理解，但那时的摇滚人只遵从自己的内心，从不奢望外人理解。

在后来的发展中，乐队并未有进一步商业化运作的想法，西安摇滚乐依然和商业无关。

（五）

2003年9月，“八个半”酒吧使用了一年左右的防空洞被收回，原因是处在北郊的另一处防空洞因爆炸事件引起相关部门关注。演出又回到酒吧，大概持续了两个月，张玮有了关闭“八个半”酒吧的想法。演出场地移至酒吧南边大约200米的红专路口的一个舞厅，并在这里进行了为数不多的几场演出。腰斩乐队第一次演出，北京的液氧罐头第一次来西安演出，都是在这里。西工大对面阿波罗旱冰场也时常被一些演出主办方租用，2003年下半年的一些演出也在这里举行，来自北京的痛苦的信仰乐队（后改名为“痛仰”）和厄刃乐队的演出算是比较重大的活动，2004年，北京的TOOKOO乐队、在北京发展的西安乐队冰淇淋格子、西安的“检修坦克”“死因池”“末日”“超级马力”“三角塔”等乐队，也在此演出。

那一年，演出主办方多了起来，有举办“痛苦的信仰”演出的玩跳俱乐部，举办“厄刃”演出的小猫，举办“冰淇淋格子”和“TOOKOO”演出的小子联盟。这一年的下半年，西安摇滚乐在多个演出主办方举办的多场演出中过去了。西安摇滚乐进入无固定场地的短暂过渡时期。

（六）

2004年，筹备了半年的《掩灰的色彩：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1》出版发行，收录了15首西安本地的原创音乐，风格多样，成为当时西安原创音乐最具水准的一张合辑。为走了乐队和散杀乐队设计过封面的郁天免费设计了这张唱片的封面，当时很有名的次非写了文案。这张唱片是迄今为止西安摇滚唱片中为数不多的有出版号的唱片之一，还包含有一张DVD,内容是收录的15支乐队的录音过程，西安摇滚乐首次有了动态影像的公开记录。

这张唱片也成为继《中国西部大摇滚》之后的第二张西安摇滚乐合辑。由于涵盖的乐队较多，因此受到更多乐迷的关注，唱片销量出奇的好，很快就售罄绝版了。

这年夏天，关闭了不到一年的“八个半”酒吧在德福巷重新开业，并增加了新的股东。经营模式与之前并无太大的变化，依然以摇滚演出为特色，“病蛹”“脑浊”“沼泽”“幸福大街”等外地乐队在此演出，登上“八个半”演出舞台仍是本土乐队的梦想。前走了乐队和三点十五乐队的贝斯手双喜回到西安，张玮将更多的具体演出事务交给双喜，为双喜日后成立经纪公司奠定了基础。

但此时的“八个半”酒吧已不是西安摇滚演出的唯一场地。“八个半”不在的日子里，喜欢摇滚乐的人越来越多，只要有需求，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现场是摇滚乐的生命力，即便没有“八个半”,也会有“九个半”“十个半”。

这一年，除了“八个半”,演出场地还有二府庄二楼的一个网吧，地点在EM7对面，主办方作为演出场地租用，上半年进行了少数几次演出后地点转移，其中演出过的乐队有“降灵”“魇”“支离”“脉冲”等。这年夏天，靠近含光路北段的鸿业大酒店成了演出场地， No Name乐队的首张小样 We don't need that shit!在此举办发行演出。八里村对面一家名叫“巡洋舰”的慢摇吧，同样作为演出场地被租用，举办过阿修罗乐队、声音玩具乐队、另外两位同志乐队与颜峻的全国巡演西安站演出，2005年春天举办过腐尸乐队专辑首发等少量演出。小寨兴善寺斜对面的金碧辉煌娱乐城，在秋天举办过“血流中国西安站”的演出。但这些场地都未持久，基本两到三场演出就被迫换地方。

那时的摇滚人大多很穷，摇滚乐又无法当作职业，都是凭爱好，唯一支撑他们的就是内心的那团火。经常变换的场地、参差不平的设备、不稳定的市场，成了吹向内心之火的狂风，那团火焰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

这一年，“检修坦克”“脉冲”等老牌乐演出减少，新出现的一批乐队风格集中在当时受欢迎的新金属和朋克，其他风格并不多。

2005年，刘翔捷以行为艺术家的头衔举办“西安交流现场LIVE ART艺术平台”,这是西安第一个以摇滚乐、行为艺术、文学、DV影像等为主题的现场活动，每周一场，“阿里与乐队”“末日”“XXX”“超级马力”“糖水”“支离”等乐队受邀参加了此次活动，但并未起到良好的交流作用，不同艺术形式依然各自为政。只是在乐队方面，刘翔捷坚持付报酬，相比单纯的摇滚高很多，与平台的收入不成比例。最终，刘翔捷用自己的资金支撑八场活动后，宣布活动结束。从此以后，西安再没有出现过此类的现场活动。

对多数人来说，刘翔捷这个名字很陌生，其实早在1995年，西安摇滚乐第一张合辑《中国西部大摇滚》中，就收录了他的一首原创歌曲《算黄算歌》，用方言演唱，是西安方言摇滚乃至中国摇滚乐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笔，他独特的演唱有一个与之相配的独特名字——秦腔布鲁斯。随后的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方言歌曲。毕业于美院雕塑系的刘翔捷，在学生时期就因为独特的演唱成为话题人物，其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也让他一直走在风口浪尖上。他后来走上行为艺术的道路，奔赴北京，和“舌头”等一干乐队混迹在一起，同时参与北京艺术圈的一些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和左小祖咒互为彼此的歌迷。

在北京混迹一段时间后，刘翔捷回到西安，和西安行为艺术家一起做了大量的艺术活动，势头很旺。因为方言演唱元素受到关注，他在2003年3月受邀参加了日本NIPAF国际行为艺术。在此后的两年中，他拿出自己准备出国的资金，办起了“西安交流现场LIVE ART艺术平台”,当资金用完后，活动也就自然停止了。

2005年秋天，举办过1995年龙都演唱会的张愚主办了红河谷现代音乐节，这个为期三天的音乐节本可以成为西安摇滚乐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户外音乐节，却因资金纠纷而告失败。很多乐队没有拿到报酬，到第三天演出时，还有第二天的乐队重复演出，这让很多乐迷和乐队愤怒。主办方认为失败是眉县政府的责任，而具体情况恐怕只有组委会清楚。在那次音乐节后，张愚彻底消失在朋友和摇滚乐的视野里。

同期，电子城步行街内的一家名叫“JIMI”的酒吧，因生意惨淡愿意出租场地举办演出。2004年到2005年将近一年间，刘凯正好因为工作关系在音箱设备使用上有一定的便利，故在此举办了多场演出，其他人举办过零星演出，那个阶段西安绝大多数乐队都在这家酒吧演出过。刘凯因为设备方便，可以降低演出费用，演出的门票收入和乐队也没有分成，这为后来自己做演出酒吧奠定了基础。此外，西郊一家名叫“伊丽莎白”的旱冰场，也曾被租用为演出场地。此地举办过屈指可数的几次演出，其中有2005年窒息乐队全国巡演西安站的演出。

2006年，八又二分之一酒吧转让，合伙人张玮退出。虽然新接手的负责人希望延续“八个半”的操作模式，但因缺乏设备，酒吧很少主动举办演出，只是偶尔作为乐队演出的租用场地。大概不到半年，酒吧负责联系演出的双喜退出，酒吧不再具备承接现场演出的能力。

而在同时，体育场旁边的2008酒吧开始承担西安大部分摇滚乐队的演出，接待过谢天笑和“低苦艾”“扭曲的机器”等诸多外地乐队，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时间，这个演出场地关闭。西安演出市场进入疲软期。

2006年10月，借《掩灰的色彩：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1》成功之势，《废城甜梦：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2》出版发行。其实早在2004年《合辑1》发行之后，其发行团队时音唱片就在筹划《合辑2》的发行，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合辑2》的发行成为现实，并趁机举办了连续两天的西安绿洲网五周年纪念演出。20支乐队参演，乐队风格涵盖金属、朋克、车库、电子等，此次演出真正意义上成为继西部大摇滚之后西安规模最大的一次演出。虽然《废城甜梦：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2》这张唱片形成的影响力，与《掩灰的色彩：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1》相比有天壤之别，但演出却出奇成功，与下半年疲软的西安摇滚形成强烈的对比。然而一场演出不能挽救西安摇滚乐，之后没多久，诸多乐队开始纷纷解散。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来计划的《合辑3》一直搁浅。

（七）

2007年，刘凯与合伙人开办的位于南门里的月亮钥匙酒吧开业，承接了后来几年西安摇滚乐队的大部分演出，振奋了西安摇滚乐坛。早期存留下来的屈指可数的乐队在此演出。然而新组的乐队与之前相比，其技术与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同年，双喜独辟蹊径，成立“张冠李戴唱片事务所”,业务范围主要是演出经纪，带领西安乐队赴外地演出。这一年，双喜带领脉冲乐队、24 Hour Party People乐队、超级马力乐队、Sucker乐队、Hush乐队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演出，这是西安首次有人将本土乐队集体带出西安。

除了带领乐队出省演出，同年秋天，双喜也开始举办本地演出，地点在大学城西北政法学院新校区对面的一家商场内，仅仅持续了大概半年，场地关闭。也是在这一年，超级马力乐队、24 Hour Party People乐队、脉冲乐队分别发行了自己的EP,双喜希望借助自己的资源促成唱片正式出版，但最终没能实现，加之外埠演出赔了一些钱，资金紧张的双喜开始想其他方式运作“张冠李戴”。

同年，第二届寒窑音乐节举办，聚集本地二十余支乐队，形式上准备延续第一届寒窑音乐节的方式，用一天的时间通宵演出。但演出进行了不到四小时后被叫停，引起乐迷和乐队愤怒，此事最终没有解释。后来传出了主办方为了表示歉意宴请所有演出乐队的说法，真实的情况是很多乐队并未得到宴请。

户外音乐节连续失败，越来越多的人对主办方耿耿于怀。

2008年夏天，又一家以摇滚演出为主的酒吧“Tiger”营业，地点在南门外体育馆南路，做了包括“液氧罐头”“守夜者”“TOOKOO”“No Name”“白羽”“刘二”“Old Doll”“冷冻街”“嘎调”等乐队的少量几场演出，大约半年时间就关闭了。秋天，大唐通易坊西口的日落之前酒吧开始承接演出，存在的时间同样短暂，2009年春天便关闭了。西安的酒吧演出市场已明显不如以前。

至此，几乎所有的乐队纷纷解散，所剩寥寥无几。不仅是西安，全中国摇滚乐市场都陷入低谷。极度缺乏乐队也成为西安摇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八）

2008年年底，双喜终于在摸索中找到新的方式。张冠李戴室内音乐节在东郊纺织城举办，为期两天，为开辟西安本土音乐节市场提供了可能性。但遗憾的是，西安本土缺乏乐队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此次音乐节大部分乐队来自北京和成都。

2009年，延续上一年的成功，张冠李戴音乐节在5月28、29日举办，因为有第一届的经验和成功案例，这一届音乐节空前成功。在品牌策划方面，双喜也尽了极大努力，终于奠定了“张冠李戴”的品牌基础，这次成为西安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品牌意义的户外音乐节。

双喜希望借上半年的势头趁热打铁，在下半年继续举办一届音乐节，时间定为10月17、18日。没想到突如其来的H1N1流感让音乐节售票受到极大影响，为了维护“张冠李戴”的品牌基础，音乐节还是硬着头皮举办了，结果自然损失严重。不过在双喜看来，金钱的损失远远没有“张冠李戴”的品牌重要。

除此之外，似乎看到春天的西安本土音乐节却又面临新的挑战：全国各地音乐节在下半年遍地开花，乐队出场费水涨船高，这成为举办大型户外音乐节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门槛。

连续两年的音乐节大大削弱了酒吧演出市场，此时西安的摇滚演出酒吧只剩刘凯的“月亮钥匙”。

2010年5月，草莓音乐节进军西安，成为西安第一个外地音乐节项目。双喜在此前两年举办音乐节的成功，为推动西安摇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010年9月，持续了三年的“月亮钥匙”因为高昂的租金，不得不关闭。此后的几个月， “月亮钥匙”分别在东大街的“在路上”酒吧和长安立交东的延炼大厦举办了几场演出。冬天，刘凯在高新区科技路枫叶新都市北门找到固定场地，这里成为西安摇滚演出的主要阵地。但西安乐队的数量并无增长。

2010年11月，一方面缺乏资金，一方面不得不支撑经营两年的张冠李戴音乐节品牌，双喜只得改变形式，将连续两年的户外音乐节改为室内，地点选择在菊花园饮马池的“光圈CLUB”,与前两年相比，规模缩小数倍。

2011年，因为看到了举办摇滚演出的可能，“光圈CLUB”开始举办摇滚乐队演出，但主要阵地依然是高新区的“月亮钥匙”，直到2012年，情况有了转变。“月亮钥匙”高新店关闭，加之有近一年的积累，“光圈CLUB”成为西安摇滚演出的主要阵地。虽然“月亮钥匙”9月重新在东二路与顺城巷路口开业，但已无法改变西安酒吧演出的重心。

在这两年间，西安零星出现了一些乐队，但从数量和质量上已无法和以前媲美，之前的摇滚人大多数退出乐坛，少数人转入与摇滚乐有关的幕后工作。

张冠李戴音乐节在2011年没有举办，虽然4月有举办的消息放出。在众人的期待中，音乐节一直到2012年才成为现实，地点依然在纺织城，三个舞台连续演出两天，成为迄今为止影响力最大的一届音乐节。

2013年，酒吧演出市场低迷，多个演出主办方开始转变模式，尝试通过校园演出寻求出路，摇滚演出市场似乎有重回20世纪90年代的趋势。由于学校受众广，演出可以简单地变成商业活动。

音乐节市场则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13年，草莓音乐节再次在西安举办，靠着之前的积累，成为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音乐节。同时，姚睿操刀举办了西安本土的城市森林音乐节，西安本土音乐节竞争现象初现。不过，因为资金和手续问题，城市森林音乐节比较失败。

同年9月，恒大音乐节西安站举行，因为聚集太多流行艺人，并未引起广泛关注。11月，张冠李戴音乐节移至西安音乐厅，连续演出四天，以每天一支乐队（两小时左右）的形式进行，因为有左小祖咒、郝云等音乐人参加，得到了不少乐迷支持，由此可以看出，双喜仍在探索新的形式寻求出路。

2001年到2003年出现的新乐队数量不多。与之前百花齐放不同，乐队风格趋于雷同，跟风成了年轻乐队的普遍情况。在音乐上追求更加轻松快乐的风格，重型音乐少之又少。摇滚乐的受众更加普及，音乐却做得越发小心翼翼——这几乎是所有2000年之前出道乐手的普遍看法。

（九）

近30年过去，提起西安摇滚乐，听到最多的评价仍然来自业余者，“摇滚重镇”和“走出了许巍、张楚、郑钧”的“官方评价”依然大行其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早期摇滚人坚持自我、奋不顾身的普遍态度，到现在被唱片工业和商业左右的摇滚乐，从梦想，到娱乐。现在的模式的确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却隐现出西安乃至中国摇滚的市场弊端。

“摇滚乐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这句话如此熟悉，但这个问题，摇滚之父崔健都没有给出准确答案。在2001年的迷笛音乐节上，舌头乐队的主唱曾说过一段令人血脉贲张的话：“我们终将会成为铺路石，或者是绊脚石，直到那一天，你躺在路上或被踩在脚下，骨头，不应该被埋在地下，它应该成为梯子，或者工具，或者绳子，但是种子，必须埋在地下，埋在土壤里。那样，它才会长成一棵树，长成你们需要的火把。”

在漫长的摇滚乐路途中，无论如何辉煌的乐队都承担着铺路石的角色，成为梯子或者绳子需要勇气，需要果敢付出的精神，这和如今摇滚乐的娱乐精神背道而驰，却真正代表着西安或者中国摇滚乐近30年的发展核心。

许巍、张楚、郑钧，不许联想

这年头，谁不知道许巍、张楚、郑钧是西安歌手？哪怕你从来不听摇滚乐。

提起西安摇滚乐，近几年在饭桌上最常听到的就是这三个名字，下了饭桌面对一些外行也还是这三个名字，并且总是同时出现，就像凉皮离不开肉夹馍，这两者又离不开冰峰汽水，以至于成为经典，成为西安摇滚乐的三个代表，或者说，是“西安摇滚三杰”。

对于这件事，我虽不认同，可也无可奈何。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西安可统计的乐队至少有二百支，没有演出和发布组建消息的更是不可计数，囊括多种风格、坚持排练和演出、坚守强硬的态度、拥有常人无法理解的激情、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想要的，这些都是摇滚乐必需的东西，甚至还不够全，缺少任意一个都不够纯粹。与这二百支乐队比起来，上述三人能代表的东西似乎太少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和西安摇滚密不可分了。这让一部分不听摇滚的人以为，西安摇滚乐只有三个人，其他乐队在他们眼里似乎从没存在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人的音乐影响力明显不如20世纪。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听许巍、张楚、郑钧，就像听周杰伦、梁静茹、陈奕迅……或者其他一切可以听的音乐，听一听而已，喜欢与否，另当别论，也谈不上讨厌。

这只是我的主观之词，可事实也好不到哪儿去。真要论起和西安摇滚乐的渊源，有资格的恐怕也只有许巍。80年代末，许巍已经参与到全国范围的走穴当中，后来组织了一些乐手开始在歌厅干活。直到1993年，飞乐队组建，许巍担任主唱，那时他已经写出一些歌曲。同年冬天他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进行首场演出，取得了轰动性效应。1994年，乐队分别在成都和银川进行宣传演出，同时许巍在陕西文艺广播电台担任嘉宾主持，介绍西方摇滚乐。同年8月飞乐队解散，许巍独自一人远走北京。时间慢慢流逝，他对西安的事情说得越来越少。

关于飞乐队的传闻很多，最主要的要算主唱许巍和吉他手高松的矛盾，具体情况难以考证。1997年许巍出版《在别处》后，在陈寰中的一次访谈中他曾谈到西安、谈到飞乐队，这是在许巍的访谈中不多见的。他说：“飞乐队当时在西安绝对是一杆大旗，太有名了！”关于乐队解散的原因，他觉得，“我们的思想其实从来没有在一条线上过，生活在这个城市，我觉得特别难受，因为我在那个环境的生活就是走穴，不断地走穴，完了就唱歌厅，那种环境就是那样，每个人跟你想的都不一样，三点排练，五点才来，迷迷糊糊还不知道要干什么，要借钱去抽烟。这种生活状态你怎么去做音乐！没办法，人想不到那些，每个人脑子里就是钱钱钱、名利。特别无聊！他们倒不是绝望，要真绝望你把你的想法投入音乐中也行，但是没有人。他们在找的是通过音乐来得到一些什么，说穿了就是名和利，没别的。乐队为什么解散，就是因为得不到这些。当时想着以为跟我在一块儿能成名，甚至他们的父母也跟我说：我儿子能跟你干吗？跟你一样，成天蹿来蹿去的，你能给他们什么？给他们钱？给他们利？你不也没出名？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名？我说我没想过。没想过你还组乐队干吗？很现实的这个问题，父母就是这样想的。完了他们走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们家，这些父母说得更明白：我儿子要挣钱，不能老跟你这样下去。太现实了！”

许巍认为这是飞乐队解散的原因，也是他出走的导火索：“在西安时，我常想，我一定要离开这儿，我一定要离开这儿……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一种自己幻想中的新生活。我是不会再组乐队了，永远不会了，组一次我就够了。”飞乐队的其他成员不知做何感想，另一主创高松在此之后绝口不提许巍。

1994年去北京后的许巍不再和西安摇滚有任何关系，虽然偶尔能听到许巍回西安的消息。这和张楚恰恰相反。张楚同样算得上是最早接触摇滚乐的一批人，但他的音乐之路却是在离开西安之后开始的。虽然在1987年去北京前，张楚已经写出了一些作品，但这些作品在西安几乎从未示人（仅在当时张楚就读的陕西机械学院）。

在北京获得成功的张楚，在后来屡次往返于西安、青岛、北京之间，却极少在西安进行任何形式的演出和活动，唯一和音乐有关的要数2004年参加贺兰山“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音乐节的时候，他用的乐手大部分都是西安本土乐手，排练也在西安进行。直到2009年，他开始在西安参加大型演出，但这种形式的演出已和地域无关，他的主场依然在北京，往返西安成为无奈之选。1991年张楚首张专辑搁浅，于是返回西安。创办“西安摇滚普及办公室”的蒋涛围绕张楚做了一系列活动，主要是在多所大学搞了一系列摇滚讲座，普及摇滚乐。那时候他的《姐姐》已经写出来了，也尝试在一些公开场合演唱。由于第一张专辑搁浅，那时的张楚并没有太大名气，加之没有自己的乐队，张楚在西安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在2001年后大概四年时间，是关于他传闻最多的时候。他经常独自一人身背一个大背包，出现在一些乐队的演出现场和大街小巷，被人认出，一副孤独的姿态。他始终没有融入西安这个圈子（暂且用圈子这个词汇），西安能给他的太少。

与前两位相比，郑钧没有和西安摇滚乐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郑钧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他接触到音乐则是在外地的大学生涯中。大学毕业后，等候出国的郑钧曾在西安的歌舞团做过短期的吉他手，这是他在西安唯一和音乐有关的经历，时间是1990年。之后，郑钧签约北京红星生产社。这段经历并没有让郑钧和西安音乐圈有任何渊源，西安的摇滚乐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在对待西安的感情上，三个人中只有郑钧毫不避讳，面对媒体和观众的时候，反而表现得更加思念，言语中总是离不开西安的美食和儿时的回忆。

可事实依然没有办法改变，飞乐队的恩怨是那个年代所有乐手的恩怨，大环境如此，不能在一人一事上寻求解释。许巍离开后，飞乐队并没有解散，更换了主唱继而重组，不断参与到西安摇滚乐中，甚至在2014年还凑在一起排练。张楚则是典型的墙外开花墙内香，西安摇滚乐的任何一次事件都极少和他产生关系。相较之下，郑钧反倒无关得更加纯粹。

我并不反对“西安摇滚三杰”之类的称呼，因为不准确，反倒没有实际意义，所以无所谓反对。如果要怪媒体，那么在对待摇滚乐的问题上，大多数媒体确实从没有令人满意过。从早期摇滚乐手怪异的行为和服装，甚至音乐的可听性，媒体都在以外行的姿态进行报道，好在几十年过去，大家已经习惯。

我似乎不应如此较真，这不是西安摇滚乐的骄傲吗？我暂且把这当作骄傲，可一旦如此，20世纪90年代为了演出东拼西凑的设备、因为喜欢摇滚乐承担演出的酒吧、连续赔钱的音乐节、有据可查的二百支以上的乐队……这一切，都应享有这项荣誉。如果一定要排名有先后，那么这些落到实处、超乎音乐本身的人和事更应排在前面。

真的不用如此较真吗？在摇滚乐最终沦落为娱乐的年代，商业的成功更具话语权。有人因此怀念更加理想的20世纪，可问题是，20世纪就理想吗？比起摇滚乐刚起步不久就进入黄金时期的90年代初，摇滚乐的风格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被宽容地接受，可它仍然无法宽容到让喜欢左小祖咒的人喜欢他的前两张专辑，反而让“冥界”“施教日”“腐尸”等重型乐队加速消逝，留下的仍然是中国摇滚刚起步时的“符号式”明星（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汇的话）和更具流行潜力的拓荒者。甚至连拓荒者都显得尴尬起来。

可无论如何尴尬，在面对媒体和观众的时候，他们仍然有一席之地。公众需要偶像、需要“成功”的榜样，摇滚乐也不例外。可摇滚乐在中国确实需要更基本的东西，因为它在中国的畸形发展，比如太多父母认为玩摇滚乐不务正业，比如它经过了中国台湾“魔岩”的拔苗助长，再比如它的音乐节越来越多，真正的摇滚乐队却越来越少。在看似繁荣的假象下，市场从未给过摇滚乐真正的机会，它业已成为娱乐，但娱乐得不够专业，既然不够专业，为什么冒着撑得要死的危险装胖子，从点滴做起不是更好吗？

点滴，在我看来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汗珠，是百年老店的传统，是工匠手里把手磨出茧的工具……也是高松重组飞乐队的决心、王建房“三顾茅庐”的艺校历程、习明一路走来的爱恨交织不放弃和琥珀不做北京乐队的自然反应，它还是没有固定演出场地的年代用30瓦音箱拼凑起来公开演出的GOSH乐队，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张贴演出海报的张玮，是做了三场张冠李戴音乐节赔到没钱回家的双喜。它更是我的朋友小猫，因为单纯的热爱，自己出钱负担走了乐队首张小样的部分费用，出钱做了一张并不为人所知的西安乐队合辑，最终因做了一场北京某乐队的西安演出赔到体无完肤而不得不回山西老家。

不是故意煽情，是想看清楚摇滚乐确实有更重要的东西，虽然它的终端依然是音乐本身。难道这些东西其他行业没有吗？当然有，辛苦坚持是任何事情的基础，如果产业链需要自给自足的摇滚乐，这种基础就更是不可或缺。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脱离那个只有把音乐做得主流一点儿才能在商业上成功的俗套？至少可以随性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被其他人左右吧。

点滴和基础，正是西安摇滚二十多年来的精髓和质量保证，至于“杰”，三杰也好，四杰也罢，大家说一说，也就过去了，即使真正当回事，也应该没人反对，只是不要联想太多。

在啤酒、打口带、EM7，以及二府庄中安放的青春

不论是西安还是中国任意一座城市，打口带是摇滚历史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以塑料垃圾进口为主要渠道从西方进入中国，处理的源头在广东汕头一带。打口带的产生是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各大唱片公司、发行商和零售商积压的音像制品，由于回收成本很高，原本应该熔毁碾碎的音像制品仅仅被打上口或扎眼后就作为垃圾出售给中国商人。但在中国，音像制品出版和进口的审查非常严格，打口带成了了解世界音乐的一个重要途径，渐渐地，有人将这些“塑料”中的一部分挑选出来当成“正规”唱片发往全国各地，从而催生了中国摇滚乐队风格的快速裂变。随着网络的兴起和盗版的冲击，打口带逐步退出了市场，这个曾一度担当无数青年音乐启蒙角色的产物，正成为怀旧与年代的代名词。

在西安，提起打口带，就不能不提EM7，提EM7，就不能不提二府庄。二府庄是坐落在西安美院旁边的一个城中村，以聚集了大量的美院学生、乐队成员等文艺分子而知名。EM7就坐落在二府庄，是一家以卖打口带为主的音像店，因为店主唐明的热情好客，渐渐成了一群人的聚集地，有人离开，又会有新的朋友加入，转身与擦肩的瞬间，青春呼啸而过。十年的时间，一代人已过而立之年，二府庄也已拆迁，留下的故事不经意就封存在记忆里，因为珍贵，舍不得开启。EM7竟成了无法磨灭的印迹——对于摇滚乐，更对于共同走过的点点滴滴……二府庄拆迁之后，唐明另寻地址重开EM7。某天，我在新店里向他说起想做一个EM7的采访，这才把他拉回到过去，我们大概聊了一下，约定一个星期后进行，希望能够梳理清楚西安“打口时代”的脉络……访谈结束后，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整理完毕，这个过程是艰辛的，经常到某一处就停下来，回忆着过去发生在你、我、其他人身上的往事，并且庆幸，自己见证并有机会记录下这一切。

第4页 :口述：EM7老板唐明 整理：锤子

口述：EM7老板唐明 整理：锤子

“打口带”年代

1993年，有一群南方人在南门城门洞卖打口带，卖得很便宜，但大部分都打碎了，听不成，可能是由于选的地方不好，生意一直不行。开始系统卖的是老尚，大概是1994年吧，批发了一批带子，就在体育场两个街道摆摊，体育场人就比较多了，所以渐渐知道的人也多了起来，很多大学生，包括美院的学生都去买。那时候的人都爱背个军包，每次去买几盘，连偷带买的，几乎回来都装一书包。因为那时候卖带子就是地上铺一块塑料布，把所有的磁带往上面一倒，堆得像小山似的，经常围一圈人，脑袋挤脑袋，老尚就拿一份卷起来的报纸，打（顾客）头，边打边说：“头抬起来，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因为就一小地摊，每次人一围，就有人趁机偷带子。

买打口带的都是年轻人比较多，并且那时候流行留长发，聚在一起，外人老以为是流氓聚会。后来老尚生意好起来了，就骑一辆三轮车，带子全在三轮车上，他一般下午四五点就会过去卖，经常有人早早就在那儿等，看见他一来，蜂拥而上，所以那时候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群长发青年在后面追，老尚骑一辆三轮车在前面跑，边跑边冲后面喊：“不卖了，今天不卖了。”其实他一方面是觉得人多，怕别人偷他带子，他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另一方面担心城管来查。但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议论说：“你看人家老大多厉害，后面跟这么多小弟。”

再后来生意越来越好，老尚就在祭台村开了一家店，店名就叫“四海”。

还有石侃、老林，石侃在外院那儿开了一家店，老林先在白庙村开了一家店，后来在西工大东门和外院开过分店。后来还有王平，王平在小寨育才路开了一家店，后来店倒闭了，他经常在音乐学院里面摆摊卖古典盗版碟，认识很多师生，里面有个老师，看他人不错，懂得也多，老师的家正好在一楼，就把自己家的厨房给他卖碟，房租很便宜，很多学生经常来买碟，王平一直卖到2010年。

还有一个是锵锵音像店。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零零散散卖打口带的人，只是没办法一一统计。

我接触打口带很偶然，1995年在外院后门发现有打口带，我说这磁带多少钱？他说三块钱。我心想这么便宜，而且没见过呀，都是老外的东西。我觉得新鲜，也图便宜，买了四五盒说唱，其中有两盒听不成，带子彻底就打断了。听完之后，觉得音质特别好，可能也因为我家录音机还不错，日本进口的。就觉得赚大了，然后没事就过去买。

那时候他们偷着卖，关键不能明着卖，就他们那个小店，大量的货在厕所里面放着。进去一个小房间，小房间里面有一个小门，小门进去就是厕所，厕所里面还有一张床。我是第一次见到厕所里安床的，上面还有个人在睡觉，最后才知道那人是老板王征，那个床板拉开里面是磁带。一来二去，就跟这帮人认识慢慢成了朋友。直到1997年，他们说，要不然你卖磁带吧，给你点儿货，你也能赚点儿钱，正好你也喜欢这东西。我说行，就拿了一批带子。拿到带子之后马上发现了一个问题，没地方卖。南郊这边已经把地盘划分好了，西安卖这个主要就两个大佬，一个是石侃，一个是老尚，他俩来了个“君子协定”，体育场以南是石侃的，体育场以北是老尚的，我就没地儿去了嘛！去东郊吧，东郊是个空白地，没人在那儿卖。听说东郊理工大有个乐队，心想，有乐队的学校应该听的人挺多，就去那儿摆。学校里面进不去，就在学校门口的街边卖，摆了半个多月，没一个人买，还收税。收税那老头问是不是大学生？我说是。老头说，哎呀，勤工俭学，不容易，这个要收两块呢，你学生嘛，收一块钱。然后每次给他交一块钱，摆上两三小时。慢慢地就有些同学过来帮我，卖得好了就吃个泡馍，卖得不好了吃个夹馍。

偷带子的人也有，其中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一身公务员打扮，手里拿着大公文包。那时候放块布嘛，磁带倒布上，他每次把公文包往上面一放，就开始聊天问价，聊完了，挑上两盘买走。他走了以后，带子就少了好多，时间一长，我发现不对，他那个公文包一放那儿，上面在跟你聊天，下面实际往里拨。

最后发现了，就是给拍下肩膀，说卖带子也不容易，体谅一下，别太狠了。对偷带子的人，我还是比较理解的，就跟偷书一样，确实喜欢这东西。后来学校乐队那吉他手也来了，上来一顿喷，喷完以后一盘带子也没买，走了。心想这地方不能待了，生意太差了。正好那旁边不是纺院吗，去纺院卖吧。纺院第一天就特别好，有个学生就蹲在跟前看，像个傻子一样一直看。我说，你买不买啊？他说，你在这儿卖呢？我说嗯。他说，你不走吧？我说，我不走啊！“你等着啊！”我还没听明白啥意思，他就跑了。我想着他是拿钱去了，可听这口气咋有点儿不对——“你等着啊！”这难道是要打架？

过了一会儿，门口出来一群大学生，起码有七八个，都是小伙子，然后手一指，就往我这儿，就跟电影里面演的一样。我以为真要打我，就把布两角一提，准备撤摊，但是那些人速度太快了，立马就冲过来开始往自己怀里刨，跟抢带子一样。我说：“别激动，别激动！慢点儿，慢点儿！”然后他们一人买了一堆。

那时候我批发来不是贵吗，三块五一盒拿来，卖五块钱。实际上我不知道，那时候老尚才发两块五，有时候两块也发，石侃给我算三块五。

第一天开门红，就在那儿一直卖，生意一直不错。有一次城管来了，那时候，城管不像现在这样开着车，就骑个偏斗摩托。但是偏斗摩托机动性好，看不出来，突然就出现在你跟前了，还没反应过来呢，东西被两人一提就上车了。我抓着偏斗摩托那扶手：“我学生第一次，我不知道，给个机会，给个机会，以后再也不来了！”人家听都不听，油门一踩就走了。

这个事过去之后我还是在那里卖，卖了一年半左右，当时在交大南门对面的青龙小区住，就准备在小区开店。最后一天，就跟那些学生说我今天最后一天在这里摆摊了，以后不来了。学生互相一传，全过来了，一箱磁带三百多盘，最后就剩两盘了，那次我特别感动。后来听说还有一个学生，东北人，家里情况还不好，因为买打口带被开除了，因为他常年买打口带听摇滚，不上课，整整一个学期都没去，而且还是大三那一年，到大四的时候学校给了个通知，开除回家。那个时候学校挺严厉的，说开除就开除了。

1998年，我在青龙小区开了家店，其实是接手我姐的店，一个租碟店，租VCD、电影。从那时候开始了解文艺片，各种片子，大量地看，没事嘛。也是一群人，天天围在店里，那就是EM7的雏形。

店对面是个公共厕所，长年累月的臭，上台阶的那种厕所，脏水从上面流下来，到冬天就结冰，走到那儿稍不留意就会滑一跤。当时有个叫彭斌的，卖软件的，是个摇滚文艺青年，喜欢弹吉他，经常带女孩来店里。这让我羡慕，心想弹琴还是有好处的，从那时开始玩琴。有一天他进店里，终于没带女孩，带了个男孩，哎呀，我说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然后发现他裤子后面是湿的。后来才知道他俩刚刚认识，彭斌在对面上厕所，那厕所没灯，特别黑，另一个以为那坑没人，冲着彭斌就尿了一泡。然后就要打架嘛，打之前说了几句话，好像说了个乐队名字，那时候只要一说摇滚啊，就跟搞革命一样。架也没打成，后来两人都去北京发展了，后面就没消息了。

因为离西安交大近，没事老去西安交大看看，发现交大里面有个春蕾商店也卖带子。有时候我们也给它发货，货不够了就从我这里拿。有一次交大开运动会，我拿着带子进去卖。刚摆好摊，看见远处晃着走来一个人，明明是个T恤，非要弄得露出俩肩膀，长发，黑T恤前面一个“金属”（Metallica）的图案。过来挑了好多，特别自来熟，其实跟他不认识。之后就成朋友了，他叫刘斌，小刘斌(原来西安有个很有名的贝斯手，也叫刘斌，是大刘斌)。后来聊起绿洲琴行，他跟老板刘文关系特别好，有次去琴行玩，店里面围了三圈人，里面有个人在弹琴，挤了半天都没挤进去，好不容易终于挤进去看见人了，是刘文在弹琴，弹克莱普顿（Eric Patrick Clapton），当时这种东西少，没见过有几个弹布鲁斯的。

刘斌现在在厦门当兵，去部队之前把他那头马尾辫剪了，剪下来放在盒子里珍藏着，青春纪念嘛。刚才那个形象，你会觉得他是个烂仔，爱泡妞，但居然是个处男。以前跟他去师大，他说咱俩在这儿认识个女孩吧。我说怎么认识？他说就随便认识嘛。下雨嘛，他就买了把伞，站在学校门口，看见个女孩过来，只要是没打伞的——“同学我送你吧，你看下雨呢！”“神经病！”不认识嘛，我也想说他神经病。我在这儿淋着，他在那儿打着伞等女孩。过了个五六个人，还真有个女孩同意了，我一拍大腿，这都可以！人家两人就走了，剩我一个人在那儿淋雨。

EM7诞生

就这样在青龙小区那里干了一年，听说那村子要改造，就把店一盘，店没了就打工。直到2001年年底，开了个小店，特别小的一个店，在二府庄，就是EM7。

当时石侃说没钱，咱俩合在一块儿开吧，我说行嘛。然后坐在他家商量，店起个啥名字啊？他说我起了个名字，叫“拉风”，我就问他拉风啥意思， 他说拉风就是很酷很帅的意思。我说这名字听着挺傻，咱卖的是打口带，都是老外的东西，起码是个字母或英文比较好。最后想，因为爱弹琴嘛，想了想和弦名称，好多和弦不合适，就EM7听着顺口点，而且还是个小调和弦，那种非主流和弦，正好卖的是特殊东西，体现一下生意，想着弹琴的人一看就明白。他老婆一听，觉得也挺好，结果就这么叫了。让另外一个哥儿们，小强，给设计了下门头。然后我们就自己买板子亲手做了一个门头，地上的漆都是自己刷的。其实就是一个DIY的店，特别小，一开始做，生意还挺好。做了一年之后，我俩分开了。石侃对这个小店的未来比较担忧。

分开了以后剩我一个人，继续干呗，当时脑子也轴，就想我一定要在这条街上把店开好。正好对面感觉琴行楼上空着呢，就搬过去了，因为搬到二楼，连个招牌都没有，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地方，生意特别差，还被公安抓了。

一般货来了发到西安货运站，不知道被谁点了，公安把货扣了，拉到新城分局，货上不是写着电话和名字吗。打电话叫人过去，那也只能过去了，罚钱呗。一件货罚2000块钱，等于重新买，我当时一想，这货我不要了，但是公安局知道你会来这一招。人都已经来了，这事就定性了，家里住的什么人，都说出来了。意思就是罚不罚都得掏钱，别想着说这货不要了。算了，罚吧，罚了至少还能把货拿回来。

店在二楼开了一个月，琴行生意不行，要转让。我一听，完了，又得扫地出门了。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店开成，正好前边有一空房转让，我就觉得上帝可能还是想让我把这事做成。因为特别巧，二府庄那时候特别繁华，空房几乎不可能有，繁华得和东大街差不多，人挤人，空房特别稀缺，特别离谱。一个饰品店，一天从开门到晚上，人络绎不绝，店里人永远都是满的。

但那个店是那条街最贵的房子，房租2000块钱一个月。那是2002年，别的和那个房子一样大的，最贵的就是1500块了。

我拿这个店比较离奇，房东信佛。这个店的前身是卖虾尾的，而且非常有名，很多人开着车过去吃，生意特别好。这个房东觉得他杀生，不想租给他，但是房东比较贪财，想涨房租，对方不同意，正好借口把人撵走了，说人家脏。租给我了，我说我这不是餐饮，开别的店，他说那好，然后就租下来了。租下来第二年，“非典”，直接封村、封校。

把村子封了嘛，戴袖章的人，直接在村口设个障碍。人进村出村凭条，给发的有效证件，没证件的不准进不准出。因为“非典”很严重嘛，我的货都得经过广州，那几天刚好没货了，需要打货，跟我兄弟一商量，我兄弟也过来帮我一块儿弄这个店。我就坐火车去广州，走之前还看了报纸，广州的病例是最高的，3000多例。唉，那也得去，我想没那么夸张。一上火车，硬座，一节车厢总共不到20个人。在这儿睡一会儿，在那儿睡一会儿，哎呀就特别贱，一路睡过去，一下火车，直接被广州人民的乐观精神感染了，人家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夜市照样开着，不像西安封村封校。然后我去拿货，老板特别关照，“呀，你是唯一从外地来拿货的。”谁那会儿去广州啊，没人去，所以那次我拿的货特别好，算是西安市第一批卖黑金、卖极端金属的，都是我那次拿的货。

之前都是磁带和那些打深口的东西。我那次拿的是纯原的CD（一些漏过了处理或处理后磁带带面、CD碟面未遭损坏的称作原盘）和那些黑金属，那时候金属卖得很贵啊，黑金属、极端金属那会儿都要卖到100多块，像北京都要卖到100、200块钱。他们都抢啊。我记得有一张夜愿（Nightwish），有一个老乡，紧紧拿在手上，都没打算再给我。“多少钱？”很低沉的声音。我说：“这个贵点儿，80。”钱一扔，转身就走了，害怕我反悔。

那次让我挣到钱了，慢慢就算是起来了。那时认识了小武，稻草人乐队的萨克斯手。在门口背了个东西转悠，走过来走过去，我看小伙背的应该是个乐器，我就叫他，哎，你是不是想进来？“我是想进来，但是没带钱，不好意思。”我说哎呀！没事，进来转，不一定要买东西嘛！

我说这背的是个乐器吧？是个啥乐器？“萨克斯！”我就逗他嘛，哎呀，长这么大没亲眼见过萨克斯，能看看吗？他说行！然后就聊天，一聊知道他来西安是想找活干，没头绪。从呼和浩特过来的，我说你大老远从外地过来，在哪儿住呢？“我一会儿去找个地方住。”我说行了，你也别找了，你就住我那儿吧，我一个人，租个房子，正好无聊，你就陪我吧，你就住我那里。那时候人还是淳朴的，也没多想，你放现在，你让人家住，人家也不敢。那时候已经是10月底，很冷。

那时候在罗家寨住（二府庄对面），后来搬到二府庄，小武最后也找到场子了，就去赶场子了，好像也不太顺，那边钱也少，没啥前途，又回老家去了。回老家后写信，那年代嘛，谈恋爱写信，朋友也写信，就写过一封，还是他写给我的。现在回忆起来，写过信的交情，很难得，彼此之间有封信，是很值得回忆的。他在家待了两年，那颗不死的文艺之心，还在烧着他，在家里做小生意也不行，最后想想还是回西安再闯一次。这次来起码稳定了，组乐队啊，赶场子啊什么的，整个收益也变化了。以前的场子太可怜，第一个场子，干1小时30块钱，30块钱小武也觉得挺满足的，就说起码还能给钱呢，30块钱我也能吃饭是吧。就那样干了半个月，老板说咱生意实在不行，算了吧。这都没保住，你知道吧。

就说那会儿那个演艺市场实在是……“痛仰”来演，门票才15块钱，太可怜了，从北京坐硬座过来，住在二府庄的出租房，云江波的房子嘛。2003年请“痛仰”过来，玩跳俱乐部（周婵、黄海军、周欢、云江波）请的，就在他家住，当时还说要不要给人家包个宾馆，但是一算宾馆太贵了，成本太高，本来就挣不到钱。云江波说，就住我那里吧，然后把屋里布置了一番，屋里墙上挂满了“痛仰”的照片，拿小框一裱。“痛仰”的高虎一进去，第一句话：“不错啊！三星级。”演出挺不顺的，差点儿没演成。在土门那里，一开始公安开了个车跑过去，说今天可能演不成了，先散开，先散开。哎呀，大家心里都特别凉，这演不成，亏大了。唉，就说再等等，看那车走不走，要走的话说明能演了。最后在那儿硬磨了半个多小时，那车就走了。不知道大家刚才都散哪儿去了，一说能演了，又都冒出来了，各种长头发，各种奇形怪状的动物都出来了，都拥在那儿，开始卖票。

那天卖得挺多，来了五六百人。当时云江波很有心，做了一张那场演出的视频带子，自己做了封面，自己印，自己刻，就在店里卖。其实一开始卖得特别慢，没人买，因为是刻录盘嘛，最后是让泡泡把这东西给弄火了。泡泡在网上吹，说这是2003年历史珍藏，“痛仰”西安演出实况，他给吹出去了，一张卖50块钱。我们当时一张才卖15块钱，我给他10块钱的批发价，他就不停地拿，不停地拿。他把我的货都拿完了，就剩最后一张了，我说最后一张不能给你，我得珍藏一下。他给我留了一张，把剩下的全拿走了，拿完了才给我说：“我一张卖50块，好卖，在网上特别好卖。”因为我一直拒绝在网络上卖东西，我真的不太习惯。泡泡我认识得早，那时候他也是圈里正儿八经比较活跃的摇滚分子，一开始是跟着朋克混，后面跟着李焱混，混完自己又做服装店。反正就是挺能折腾的一个主儿。

EM7的朋友们

很多乐队经常没事就过来买带子，像妖蕊乐队的姚睿，没事就过来。但是，不是熟到关系特别好，只不过是觉得带子卖得便宜。平常也在一起聊天，开店初期我就有种理念，要做一个能让人坐着的音像店，因为那时我发现西安市所有的音像店，只能站着消费，没有一个能坐着，所以我就在里面摆了个桌子，可谁知道后面成酒吧了。其实一开始我还不太爱喝酒，最后慢慢发现挡不住，酒的魅力太大了，喝完听歌更生猛，不爱听的也爱听了。以前不爱听爵士，一喝完酒听爵士，更给劲。没事的时候，每天晚上看个电影，日子其实过得挺充实。

2003年发生过好多有意思的事，比如说，认识老山羊（王维）。我们不是在EM7认识的，是在感觉琴行认识的。当时孙毅在那儿卖琴，他说店里来了一个弹琴大神。我过去一看，特别失望，特别土的一个人，牛仔靴配西裤，格子衬衣，头发半长不短的，几天没洗。说是刚从日本回来，其实是中日青年交流，学校让他表演才艺，他就弹唱，没想到唱了一曲就没让下来，把涅槃（Nirvana）的不插电完完整整来了一场，他模仿得超像，连人家说话都能模仿。那时候涅槃多火啊，全世界都着迷，在日本、在学校引起轰动了！这个活动完了以后他就回来了，当时他在店里弹琴，弹得不错，就是说话和装扮，看着让人确实有点儿不忍心。最后一聊天知道，家是银川的，说话像个朋克，玩的都是金属，听的也都是金属。

我认识他以后就慢慢给他推荐东西，说你看还有这种音乐、那种音乐，一开始想着多卖点儿带子挣钱，后来发现这人真是个爱音乐的人，他也没钱，欠了一屁股债，全是买碟欠的，最后也就算了。他还特别爱用钱包，甭管有多少钱一定要有个钱包，钱包一定要带链子，每次打开里面就五块钱。哎，就是这五块钱一直在里面揣着，都没动过。他有个女朋友，我说，你俩吃啥，他说还有点儿毛票，买几个馍，买点儿咸菜，一夹一吃，也能凑合。有时候可能家里还给他汇点钱，肯定也不够。他家教挺好的，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弄。

把最苦那段日子给过了，他就说想组乐队，我说你应该组。他唱了好多歌，全是银川的民歌，民歌的基础加上他编的一些曲子，太好听了。碰巧这时候另外一个买带子的叫乔伟，也是银川那边的。乔伟买带子是因为想学吉他，弹得很一般。然后我就动心眼，说这儿有你一个老乡，弹琴弹得特别到位，特别好，你跟他学没问题，而且他现在需要组乐队，正好你可以跟着他，然后一见，可以。不管弹琴咋样，站在那儿标准台风，长发披肩，瘦高个，牛仔裤，装扮特别到位。之后老山羊说你给我介绍的啥人，压根儿不会弹嘛！我说跟你学呢，你给他教会不就成了吗？老山羊就开始给他教，乔伟练得也辛苦，半年，就弹得手指飞扬，都是solo。老山羊到最后都看不上他弹琴：就知道个“梭”（solo谐音）。

光有吉他手也不行啊，还得有贝斯手，店里又来了个人，成天买黑金，个子低，石油大学的。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之前练过贝斯，我说这里有个乐队缺个贝斯手，你去不，而且他们就是玩黑金的。“太好了！”就去了。去了以后老山羊又过来了，“你给我介绍的啥人吗，压根儿就不会。我又是那话：哎呀，你给他教会，那不就是你乐队的了。然后老山羊又给他教，这就是老山羊现在做教学的原因了，就是那时候他开始疯狂地教他们，形成了一套教学体系。而且他很成功，他把两个人都带出来了，而且他们确实组了乐队，叫“末日乐队”。那个贝斯手只会弹他们乐队的，别的就不会。贝斯都是老山羊编的，编好就给他一说，告诉他怎么弹，乔伟基本上也是老山羊给编。这鼓手实在是没辙了，没鼓手。老山羊说，我自己打鼓，我说你还会打鼓呢？他说学呗！他说，我看出来了，这俩（贝斯手和吉他手）都不会，学着学着也就会了，我也能学会。

正好他们还缺键盘，可能老天开眼了，看着这不靠谱的人去得太多了，总得给个靠谱的吧，贝斯手的女朋友，是音乐学院的，就是学键盘的，这回真的来个正儿八经会的了，这阵容就算找齐了，演了几场。

反正最后各种原因吧，黑金那玩意儿又挣不了钱，最多也就是演出，慢慢心也就淡了，不玩了，大家各有各的事，也就散伙了。散伙以后，老山羊就搬到长安区了。那会儿已经开始教学了，就是教人吉他，教人鼓。现在阵容挺好的，也挺正规。

还有那个飘儿，Another乐队的，和他认识半年，带子没卖几盘，天天听他讲哲学，弗洛伊德什么的。我问他是不是学这些的，他说：不是，我个人爱好，我有精神障碍，我忧郁症，我孤僻，我孤独。我看他那样子，压根儿就看不出来什么病，有什么孤独，有什么障碍。有一天他给我说组了个乐队，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你会弹琴啊。“唉，我是不会弹琴，但是弹琴不重要，意识最重要，我们主要是声响乐队，把声音做出来就行了。”我说这也是个办法，那你怎么弹啊？他说，我想要出特殊的效果，但是我不会弹，就拿这个钱包上这个铁链在琴上一刮，我发现这个声音很好听，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我们各种声音就是这样实验出来的。他听音乐确实很偏门，给我介绍了好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接触网络比较早，什么新古典主义、新工业，我都是从他那儿听到的。呀，原来欧洲国家现在还有玩这种东西的，一听什么战争元素啊、新纳粹啊，确实是那么回事，而且有些东西，虽然听不懂，但是眼界慢慢也开阔了。突然有一天，他消失了，我没看过他们乐队演出，他们好像也没怎么演。

那几年，海龙、何理、海英，慢慢都认识了，基本都是买带子认识的。就老何不买带子，老何很奇妙，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还在上学，老往里面凑，认识半年了不知道他干吗的，我以前以为他是画画的，最后说不是，是搞行为艺术的。我俩老吵架，每次一见面就掐，就吵。其实我最后发现了，他是故意来找我吵架的，每次吵完他就把观点拿回去自己用。每次都是他在家没啥想法的时候过来和我吵一架，也不叫吵，就争论，挺好玩。去北京之前有天晚上一起喝酒，他就说腰有点儿疼，这帮人就说：不想喝就说不想喝嘛，腰疼，我们都疼多少年了。没人知道他生病了，也想不到。

进货传奇

那时候人有多二啊，第一次去，我只知道有一个人是发磁带的，但是谁发CD我不知道。到那个地方以后，是个镇子，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出来，没有店，什么都没有。一般就几个大老板在家里，进了人家家里以后就可以挑货。他们的房子都大，农村嘛，房子也都多，一间套一间的，有的还是老宅子，而且那个镇子上过中央台纪录片，是80年代重新按古时候的样子盖的，味儿特别足。但是我2012年去的时候，发现那个镇子已经变得很现代化了。当地人说：“我们这房子不值钱，还是住高楼比较好，想住小区。”

结果到人家里把磁带一听，我就问发CD的在哪儿，他也说不上来。他那儿还有个人，也是进货的，广东的，壮壮的，一看跟黑社会似的。我就问他：哪儿有发CD的？他问我：北方来的？我说：西安过来的。“第一次来？”“嗯，第一次来。”他说：第一次来，行了，不说啥了，跟着我，我给你把这儿都带一遍。我当时想，这么好的人啊。然后他就带着我在镇上发货的几家转了一遍，带完问我有地方住没？我说一会儿找个地方。他又说行了，住我那儿，我包了个宾馆。结果去一看，就是个旅社，当地的旅社都叫宾馆。在去酒店的路上，有个八九岁的小孩问我们是不是找带子，我说是。他说我家里有呢，你们去不去？我说你家里有，那行啊，可以去啊。他说得晚上12点去，我就问为什么啊，他说白天人多，你就别问了，反正我那货可好了，你要去的话晚上12点过去。我说怎么去啊，他说你还来这儿，我带你过去。我问他你家在啥地方，他把地方一说，还挺远。我心里咯噔一下，担心是专门派小孩来骗人的陷阱。但我那是第一次下去嘛，一心想拿点儿好货，要不然生意不好做。回去让那个广东胖子跟我去，想着多一个人安全点。胖子很仗义地说没事，你先去，有情况你给我打电话。我想，要是把我埋了，也来不及啊。

最后想了想，算了，我自己去吧。小孩就带着我，说先坐个蹦蹦车（电动三轮车），坐了很长时间，12点嘛，下了车之后。我说到了？他说没有，要过那条河。我一看，是有条河，河对面是个村子，就有点儿后悔了，心想，这看着就像骗人的，黑灯瞎火的把我拉到这儿。但是都已经来了，小孩我也不怕他，就进去了。村子全是空房，从远处看就跟坟地一样，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从村子穿过去以后，又是一条臭水沟，小孩说沟对面就到了。我一看对面村子有灯光，还是不放心，进村子之前捡了块石头放在口袋里。去了之后发现是个贫民窟，跟电视上看的一样，做饭的锅都是烂锅，七拐八拐，拐到一个房子。门一拉开，里面有五六个小孩蹲着，头一抬，脸脏得像要饭的，估计他们白天出去要饭，晚上在这儿休息。我心里一阵发毛，这么多人，合起来把我撕了怎么办，正在斗争着呢，小孩从床底下拉出一箱子，一看，确实是CD，这就放心了，确实是给我货，不是坑我的。货确实好，最次的也是鲍勃·迪伦（Bob Dylan）和大门（The Doors）这些，好货全是什么黑金属、暗潮、镶钻的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这么好的货，当时还认为挺贵的，一小箱，大概不到200张吧，一张是17块还是20块的价钱，砍了半天价，要了3000多块钱的货。

但是我去的时候没带钱，小孩就生气啊，觉得我不讲信用。“你咋能不带钱呢，你看你都说好了，你不带钱。”说得都快哭了。我说你看，我这也是第一次来，你不能一说我就把钱带上，这样，你跟我回去，到宾馆来拿钱。他把他爸叫来了，他爸说那就跟你过去拿钱。我说太晚了，明天白天约个地方见，他说行。到白天，我又到那个地方，把货一拿，走了很远的路叫了一辆蹦蹦车，他爸把车窗户全都拉下来，手一直在抖。我就说你抖啥呢，他说没事，没事，说的当地话。最后小孩说不能让那帮老板看见，要不然我俩就没命了。我说怎么那么严重呢。因为当地这个生意都是黑社会控制的，我就明白货是偷来的，小孩成天在镇上待着，他也知道有些货可能值钱，他就出去偷，偷一点儿攒一点儿，攒够了就拿出来卖。到地方之后，把钱一给，两人就走了，他爸点钱的时候手还在抖。

2004年，“检修坦克”去广州演出，我正好去进货，随行的还有周婵和箱子。我们跟胖子一块儿吃饭，箱子一看，呀，跟南方人喝酒，不能灭了西安人的气势啊。本来说大家就随意喝，“拿大杯子”，我还说你那酒量我也知道。他说南方人酒量不行。然后拿大塑料杯，一口干了。后来人家没事，他干了四杯之后人就不行了，然后呢，胖子说其实他是兰州人。他妈是兰州人，他爸是上海人，他从兰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广州，压根儿就不是南方人。箱子还想欺负人家，结果被人家给灌醉了。

货是从国外过来的，船拉到香港，香港这些老板把货剔完之后剩下不想要的货，再转手卖给汕头这些老板。这些老板就把这批货一接，再报关，说进塑料，过来以后他们自己一分，按吨、按斤一算，再卖给下头的小老板。下头的小老板按吨买回来以后配成货卖给我们，层层加价嘛。最开始国外的船是先到汕头的，而且那时候不要钱，人家在这里扔一堆垃圾，还给中国人钱。最后人家也知道这东西在这边能卖，就开始要钱，咱这边上杆子给钱嘛。最开始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比嘛、拼嘛。北京人过去就说，我加两块钱你给我，上海人知道了就过去说，我再加两块钱，你给我。两个城市这么拼，价钱立马就上去了。2005年是高峰，货最贵的时候，那时候好货很多，但是最好的货还是被上海北京抢空了。当时那些老板一年挣一两百万轻松得很，包一次货一个星期回本，每分每秒都在挣。那生意太好做了，他们买回来哪怕一张不发，再转手全部卖给塑料厂，都已经不亏钱，甚至还能少赚点。配成货再卖，那就是另外一个价钱了，而且他们基本上有一半都能配成货卖。

懂的人去给别人干活，不懂的当老板，那些老板不知道这是啥东西，配货的人是专业的。北京的、上海的，甚至还有西安的，这些懂打口带的人，去了之后留下来给人家配货，按月发工资，也很辛苦的。我在那边配过一次货，四万张碟，一个小老板包了一批货，过来的货全是散的，套里面装的碟，没有盒子。然后把这些碟给配出来，每个箱子要配得比较平均一些，好货、烂货的比例都要差不多。干了三天，而且是夏天，将近200平方米的石棉瓦房子，特别热，热到脱得只剩裤衩，要不是里面还有女工，估计我早把裤衩也脱了。最后有人说：“其实你脱也没事，谁看你啊，这都是阿姨，啥没见过。”我说好歹留点儿底线。就一个风扇，舍不得买大风扇，老板给自己弄了个小风扇吹着。四万张碟里面大概比例是：古典吉他不到十张，战车（Rammstein）只有四张，哎呀那批货真够烂的，几乎都是垃圾。我觉得南方人做生意胆子正，虽然他不懂得怎么做，北方人胆小，懂这个，但是不敢做。比如说一次包十吨的货，北方人就想看看货里面都有啥，十吨货是什么概念，就是根本看不出来里面是啥，集装箱打开，你能看到集装箱外面这一层，不可能把货取下来让你看。从漏出来的这层判断这一集装箱的成色，拿这个来估算价钱，然后再算一吨多少钱。你说要了，好，开始称，就不能反悔了。开始的时候赔得很少，慢慢地赔得就多了，因为有些货太烂，打得乱糟糟的，全卖塑料了，不挣钱算赔嘛。你看工人，拿铲子铲、往车上倒的那种，准备拉到塑料厂。当地人文化水平特别低，工人几乎都不识字。我想着能在他们那里拾点儿好货，拿纸写个乐队名字，不认识。但是他们每个工人怀里都会揣上几张碟，有时候铲着他以为是好东西的，就揣在身上，“哎，你要不要？”“多少钱？”“50！”

这生意从八几年起一直到现在还在做，淘汰一批人又上来一批人，现在基本上没有本地人做了，都是外地人在做。现在市场虽然不好，但优点是竞争也少了，以前很多老板在做，现在只剩下两三个老板。货也少了，但是他们还能挣到钱。他们的思路现在也变了，已经不依靠打口带这些，而是直接跟国外的唱片公司联系，走私给香港供货。以前是香港给内地供货，现在内地给香港供货，做的是香港人的生意。比如说香港人拿50块钱一张的，内地拿也就20块钱一张，差别非常大。因为香港人拿过去在专卖店里卖，正儿八经那种，他们都卖140块钱一张，利润很大的。我在那儿见了好多香港人看货。

各种因素，走私、黑社会、正规公司、当地政府，互相之间暧昧配合，慢慢促成了这件事情的发展。汕头因为有了这个产业，富了很多人。你现在去，会发现那地方什么都没有，就酒店多。以前是那种不管多大多小都叫酒店，现在真变成酒店了。那地方也没什么资源，以前是中国的录像带生产基地，几个大厂子，专门生产录像带，所以他们需要塑料，最后这些厂子都倒闭了——没有录像带了，就倒闭了。做录像带的厂子特别大，就跟以前的纺织厂差不多。

现在进货，整整一房子的货，全部是CD，箱子垒得特别高，你觉得好就随便挑，得算钱呢，一天之内如果挑不出八箱就赔，而且越挑越慢啊，到最后，一小时才能挑出一两张碟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挑了，就只能去进点儿贵的货了。

EM7要拆了

来EM7的人开始都互相不认识，朋友带朋友，反正来了就喝酒嘛，中途有人喝吐了就离开，当时很多人就住二府庄，还有中途过来的，经常喝到最后一圈人都不认识。那时候也不知道谁埋单，有人可能埋单，但是大部分是我埋单。因为旁边什么都有卖的，不用出门，打个电话就会送过来，经常到第二天，对面夜市老板就会过来收账，说昨天还有哪个菜没结。根本撑不起那样造，我以为我不赚，最后发现其实是赔了。我这十年，银行存款最高一万块钱。好处是认识了一帮朋友，大家聚在一起，慢慢形成一种家庭一般的生活，因为时间太长了，大家都在这儿，形成了一种习惯——每天吃饭在这儿，聊天在这儿，交流在这儿，消费在这儿。当然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因为有一段时间人也多，非常热闹，好像2004年左右，二府庄达到了一个顶峰，走在街上人撞人，人挤人。

从第二年开始，突然一年比一年人少，因为大家好像对美院的这纸文凭看淡了，没那么多人往里冲了。2008年开始，美院后门一封，二府庄时代彻底变成了后二府庄时代，也就面临着拆迁了。整个二府庄跟过去不一样了，人越来越少，生意越来越不好。以前的二府庄很浮躁，到后面慢慢还有点儿深刻了，每个人都在考虑着未来，似乎以前从来没有人去想过这些事情，村里面喝醉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都在面临着一场很大的变动，这种变动对人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一部分人很惧怕，一部分人又特别期待。我也就正好在这个时代夹缝中间，平稳地度过十年，房租也没涨过，一直就这2000块钱。十年前我还觉得，这些人挺黑的啊，要这么贵。但是十年过后我忽然发现，其实打平了，因为后面便宜了。

二府庄是一个温床，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藏污纳垢之地，每个人都想在这儿躺一躺、睡一睡，只不过没人洗床单。因为大家都在这一个温床上睡，所以显得关系很好。中国的艺术史、音乐史，都离不开城中村。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孤独，干这个的人都比较孤独，内心比较孤独。都在一个地方，大家就有种温暖，可能有一种家的感觉吧。因为大部分朋友是外地的，他在这儿能交友，你想，一个地方能让你消费、交友，能让你学点儿东西，必然会让你有一种归属感。也可以在这儿认识很多人，形成一个小沙龙，在这里面可以学习啊。不会弹琴，行，马上就可以找到一个人，可以教，还省心啊。刘翔捷想办艺术平台，他就在店里坐着，等人就行了。说需要一个设计，刚说完，有人进来了，那不，设计来了。需要一个唱歌的，又来了，很方便。

虽然这是一个生意，但更多的是一个平台，今天哪个人不如意了，就来安慰你，哪个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个帮不到那个能帮到。这就是家的温暖。其实，我倒觉得是因为这么多人陪着我，要不然我在这儿待不住。一个人在一个破房子里面待上十年，我的天，还是个年轻人。在开店之前，我干的工作都很短，最长的也就干一年，家里人总觉得我什么都干不长，最后没想到这次干得长，干到现在11年。到2010年，内心的恐慌特别大，就是每天坐在那儿啊，外面人本来就很稀少，店里更没人，坐着就特别尴尬。觉得我这店特别大，以前总觉得店小，因为太空了嘛，心里就想：早点儿把它拆了，早点儿把它拆了，真不想在这儿待了，不开就不开了。但是，还是很多人在劝，既然都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了，就做到底吧。也好，经历了拆迁，这算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高潮，大家都过来了。

到2012年就已经说要拆了，但不知道具体时间，突然有一天过去发现村子挂了很多横幅，很多人在村外面围着，说真开始拆了，一下子就慌了。啊，真的要拆了，说只给三天时间。三天时间，首先想的事情是大处理，然后给所有朋友打电话，就说店马上拆了，能拿的赶紧拿，能买的赶紧买，大家过来再聚聚。这时候就来了很多朋友，大家都知道这事，一听，就过来，慰问嘛，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EM7情结，老觉得以前在这儿住过，或者是待过。虽然二府庄这么大，但是真到了二府庄你去哪儿啊，也没地儿去，那只有去店里坐坐。你去店里一坐，二府庄的事你都知道了，你不用跑了。第一天大家帮着卖东西，因为大处理嘛，疯狂处理，第二天也是在处理，这个时候就有点儿像告别会了。朋友特别多，其实那时候很多人经常不太见面，趁这机会大家都见面了。一直到第三天，第三天彻底就要拆了。晚上，说卸门头，赵君就拿了个机器过来拍。这就成了一个比较圆满的事情，门头第一天挂上去的时候，就是很多朋友一起帮着，因为门头很大啊，很沉。往下卸的时候，还是很多朋友一起，又把它卸下去，这一放一卸，就很圆满。

其实大家是共同为自己曾经的那段青春，做了一个祭奠，只是EM7变成了一个契机而已。这个时代过去了，真正的打口带时代过去了，今天以后，二府庄不复存在了，大家就各奔东西。也许，大家也都觉得，这个事过去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不来往了，很难再见到了，所以集体形成了当时的气场，显得很伤感。

大家都老了

从2005年开始就一步一步走下坡路，互联网不是起来了吗，对行业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很多人劝我不要再从事这个行业了，主要我还是喜欢这个，所以还想继续坚持。当时很多人都不干了，包括我们的下级批发户，从那之后我基本上变成单枪匹马。到2008年就恶化了，生意直线不行，只好靠些别的来源，比如说卖个VCD、DVD、连续剧，打口带只是附带了，主要是社会的转变，人们对摇滚的概念和要求都不一样了。2005年以前，人都多少有一点儿那种革命情怀，觉得摇滚乐是一个能热恋的东西。2005年之后，整个变成了能热身的东西，然后就成了彻底的娱乐，大家对摇滚乐已经可有可无了。现在的人大多只是想通过这个来了解一下过去。真正想要研究摇滚的人很少很少了。我就硬撑吧，靠着以前积累的这些客户，一直撑到拆迁。其实这十年正好是国家转型最快的十年，我经历了工商税取消，说是取消现在还在交。工商执照还是工商所硬给发的，嫌我这边不办照，上面来检查，算了给发一个。一开始文化局每年查，还要给人家送礼什么的，因为算是人家的一个支付点，多少得捞点儿油水嘛。后来人家都知道，你这里油水也没得捞了，到后面都没人管你了，你不倒闭就已经算可以了。为此文化局还开了一次会，把全南郊所有的唱片店、音像店的老板聚集到一个地方，请我们吃了顿饭，发了个纪念品，开了个会，然后给大家说：“这个行业还是个很好的行业，希望大家要坚持努力，共同繁荣这个市场。”因为文化局当时主要管网吧和音像店，别的也没什么可管，那时演出市场也没有完全起来，长此以往，国家就会对这个部门精简。他们也有一种危机感，我们兴盛了，他们才能更好。

西安本来是，也应该是，主打文化的一座城市，文化上不去就彻底没戏了。教育也走了下坡，文凭缩水得非常厉害，到2008年完全体现出来，真正出现了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的状态。2008年开始，摆地摊的越来越多，以前是确实穷得不行的摆地摊，后面就成了一个行业。我记得九几年摆地摊，交大门口是西安市最大的摊，从交大北门一直摆到南门，整整那么一大块地方，全是地摊，但那时候集中的是下岗工人，还有就是大学生自己挣点儿零花钱。2008年那个地摊，性质已经变了，大家都自己开着车摆摊，把车往那儿一停，后备厢一拉开，全是货。

还有就是城管，城管针对打口带最严的是九几年到2000年，那时候打口带带一点儿政治色彩，因为走私。2000年之后不是走私了，变成非法出版物了，就是盗版。2008年之后变成正常商品，但是没有市场，没生意了。中国经济有些地方发展不起来，就在于发展最好的时候也是国家监管最严的时候，直到没油水，国家也就松了。中国的唱片业啊，没激情。因为没有人主导这个事情嘛，国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很多单位、很多企业都改革了，唯独这个没改革。国家有一个主要的批发部，国有企业就是缓慢、沉重，他们不懂专业，怎么发展这方面啊，给我们批发一些正版的东西，又贵又没什么内容，而打口带弥补了这些，价格便宜内容又丰富。如果国家早早就把这个行业放开，变成真正的私人企业，那就没有人卖盗版了，这个东西必须私有化，必须成为公民自己的生意。

盗版的时代最后变成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是更大的盗版，所有的音乐、所有的文章、所有的东西可以免费看，谁都不付钱对吧。

2008年之后乐队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九几年的时候乐队特别苦，没地儿排练，找农民房、出租户，老被人撵，经常都是从这个村撵到那个村，更别提演出根本挣不到钱。到了2005年，全民娱乐的时期开始了，乐队一下多了，但水准直线下降，不会弹都敢组乐队，几首歌就那么几个和弦，娱乐化时代嘛，但是他们又没什么大的发展，只是图自己开心。2008年整个经济下滑得很厉害，乐队都受影响，正好第一批人也都退了，形成了一些老皮（陕西方言，意指老一辈）阶层。因为老皮阶层增多，酒吧的辉煌时代开始了，真正的演出酒吧开始有生意做了。2008年很多人都去北京了，画画的去北京，干啥的都去北京了，西安一直就是一个基地、培训班，培养出来了就出去，全国现在多少知名的都是西安出去的。二府庄之所以能形成那么一个文化氛围，就因为它旁边是美院，美院的学生再不争气，也毕竟参与这个行业，至少对美术有一定的认知，对音乐有一定的要求，这在别的村是很难见到的，有这么多艺术人员在那儿待着，对吧。所以《华商报》当时不是给弄了一个“画家村”的称号嘛。

2008年之后酒喝得少了，原因是生意不行了，人心惶惶，都在谈论拆迁的事情，还有就是结婚。结婚后下了班急着想回家，不愿意在外面待了。过去一个人就很随便嘛，喝到几点都行，无所谓，全天24小时都不出去啊，喊一声，吃的就给送来了，吃喝拉撒都在那儿。也不用出去交流，因为朋友都往你这儿跑，就跟个办事处一样，没事就坐着，哦，今天你来了，明天他来了，就这种生活。我也不烦，无论干什么都有人陪，这点特别好。这个人毕业了，走了，还有新来的人，所以这个锅不停地在炒，不停地在往里加料，所以慢慢地，这个店就变成一锅老汤了。

2012年拆迁前就盼着那几天，但是真到那天来了，觉得，唉，我想的是人生另一个开始，终于把这一段岁月结束了，因为时间确实太长了。但似乎命运就这么决定了，时隔半年，实在是干什么都不顺，最后大家提议，还是开吧，所以现在换了个地方继续开。还是不想跟朋友们失去联系。拆迁以后，我谁都不想联系，因为我一直觉得，人家之所以跟你热乎，就是因为你开了个店，然后店没了，也就没啥交情了。最后发现不是这样的，很多朋友依然还惦记着，开业那天很多人从各个地方赶来，这不，现在的鳗鱼乐队的成员也是互相介绍认识的，让我想起当时的老山羊，当时撮合他们乐队的时候。这些人，时隔这么多年又是这样子。虽然说时代变了，但是有些东西不变，玩音乐、组乐队，这些事情永远不变。只是，曾经，唉，大家都变老了。

不仅仅是摇滚乐——八又二分之一酒吧

如果仅在摇滚乐的范畴中谈论，“八个半”是不可或缺的。“八个半”是西安八又二分之一酒吧的惯称，它来自费里尼的同名电影，也有人称它为“八点五”，它承载了西安摇滚乐2001年到2005年的大部分演出，曾创造了西安摇滚乐最辉煌的时代。2003年左右，纬二街公交车站对面，一家拉面馆后面的防空洞，成为“八个半”另一个演出场地，那一年也是“八个半”的黄金时代。随着外来乐队和媒体的争相传颂，“八个半”成为中国最理想的演出场地之一，同时存在的，还有西安争相成立的乐队和令所有外地乐队惊讶的观众热情。也许正因为那是一个无法复制的年代，所以它注定了只能留在历史中。

纵观“八个半”的历史，则更偏向青春期文化，成立初期的“八个半”做着和所有青年文化相关的事情——戏剧、电影、摇滚乐。因为前两者存在时间短暂，很快消失在大众的印象中，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张玮却记忆犹新，他像一个旁观者一样讲述“八个半”的前前后后，似乎这个事情做完就和他没关系了。

第5页 :口述：“八个半”老板张玮 整理：锤子

口述：“八个半”老板张玮 整理：锤子

最早的“八个半”：放电影，也演话剧

做摇滚演出的时候，我没想到后来会有这个高度。大家认为这个事有点儿高度，其实是一个人的自娱自乐。我一直喜欢听音乐，2000年的时候，摇滚乐每个类型基本上都接触过了。现在，大家说唱片死了，我还是买唱片，用国外那种正儿八经的CD播放机听。如果想听到原汁原味的音乐，还得用好设备，要有好的CD机、好的音箱。音乐的还原性，除了现场，就是唱片。摇滚乐，你不一定喜欢这个乐队，但是这个乐队的现场，你可能非常痴迷，这就是摇滚乐最本质的东西。

1997年的时候我在卖英国“乐爵士”音箱，因为喜欢音乐才做这个东西，想听好的东西先得有一套好音响。最早我在东大街有店，小寨百汇有一个分店，后来国内的低端产品竞争，市场萎缩，就保留了小寨百汇一个店。和很多小寨百汇的店面不一样，我的店是推拉门，里面有空调，因为要试音，平常门是关着的，就跟家里客厅一样，店里面有《视觉21》杂志。一天，有个清瘦无比、打扮新潮的年轻人进来想要翻，我说翻吧翻吧，聊天后知道他叫金豆，几年以后，他成为我手足般的兄弟。他说他有前几期的《视觉21》，我说你带来我看看。过了两天，他就给我带过来了，他说他是做乐队的，有演出让我去看，后来我就去了。现场在以前的西安矿业学院，乐队好像有“扳机”“妖蕊”以及金豆的渎乐队。音箱很破，音量也不够，有很多观众是坐着的，即便如此，在现场，我内心深处还是感受到了激情和冲动。

后来，金豆打电话问我，他们乐队演得咋样？我说没什么印象，基本的粗线条都听不清楚。刹那间萌发了做酒吧的念头，正好那段时间音响市场持续萎缩，我就跟他说，要不咱们自己做一个？他先是惊讶，后是全身心投入，于是就开了第一个酒吧。酒吧的装修风格是我和金豆一起定的，金豆在色彩和视觉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起名字的时候，金豆说叫“打口”，我觉得太张扬，太具象。碰巧那天在家翻到《八又二分之一》这部片子，因为我非常喜欢费里尼，就说酒吧叫这个名字，以此向大师致敬。于是，八又二分之一酒吧就诞生了。开始主要是放电影，前后演了一百多场电影，从塔克夫斯基到大卫林奇，从小津安二郎到岩井俊二，从侯孝贤到蔡明亮，从费穆到贾樟柯。

开始只在周末晚上放，之后下午放，再后来周三放，依然有很多人。那个年代DVD片子太少，很多片子都是自己收藏的，有时候我去北京“雕刻时光”北大后面的店搜刮一些片子回来，有时候带一点给他们。氛围也很好，芦苇、秦巴子、伊沙都是观众。我原来在西影厂住，回家的时候有意识在西影厂门口贴张大海报，一个月后芦苇来了，那天放的是蔡明亮的《爱情万岁》，我说我都贴一个半月了，你是第一个厂里来的观众。他说，厂里真正搞艺术的没几个人，有想法的都去北京了。

DVD开始普及之后，我就按主题播放，比如有时候一场观影会，放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生花》，接着放岩井俊二的《情书》，然后是娄烨的《苏州河》。但是这样也赶不上DVD出产的速度。

有一个在三桥住的老头，每次来看电影骑个大二八自行车，满脑袋汗，很让人感动，但是后来DVD的制造速度越来越快，市场上都能找到，我就给老头打电话说市场上出了哪部片子，你买回家看。同样的原因，就把放电影这个环节给取消了。

那时有一个叫“蜡人剧社”的社团，排一些话剧。我就想搞一个大学生话剧节，因为当时有几个学校风气很旺，一个是西北大学，有个黑美人艺术节，它后来就是以话剧为主，还有西安交大、陕师大、财院、政法等。那会儿孟京辉的戏剧刚起来，好多人比较关注。因为共同的爱好，就和“蜡人剧社”认识了，它是一个民间团体，是在摇滚演出刚刚开始之后成立的。后来我们就一起做了几件事，一个是《胆小鬼》这个戏。这个剧本是新疆大学的一个学生爱好者写的，我觉得非常好，是关于青春期题材的剧本。严格来说中国没有青春期话剧，关于青春期的电影，大陆也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十七岁的单车》，我个人认为《胆小鬼》是目前为止中国第一部残酷青春话剧。

现在的小剧场话剧，很多编剧在编的过程中都会有意识地留白，让观众参与进来。但是编得不好，观众就不会参与进来表演，虽然这并不耽误一场话剧的进行。《胆小鬼》也是无意识之中在应用留白这一创作手法，当时完全是一个原生态的自发创作，现场观众不由自主地参与了表演。

《胆小鬼》讲述了两个处于青春期的男女主角的故事，楼上住了个姐姐，楼下住了个男孩，高中生，两个人互生暧昧，其实是女孩主动一些，有一天两人就发生关系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正常的男欢女爱的事。有一天女孩的爸爸回来了，给撞上了，家里人就知道这个事了，舆论就把他俩给埋没了，然后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本来是个爱情故事，女孩被舆论淹没，就说男孩把她强奸了，后来把男孩判了几年。

当时其中一幕让我印象深刻，警察在审问男主角，有个观众就情不自禁上台，对警察的言行举止义愤填膺，非常投入。我在现场也傻了，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说：“别慌。”因为虽然是意外，但也符合剧情发展。台上演警察的演员也愣了一下，但毕竟是演员嘛，他没有失态。过了两分钟，我赶紧派了俩人，因为台下还有两个穿警察制服的演员（酒吧没有后台），直接上去把他架下来搀走了。后来媒体采访我，还特意说到那个冲上去的观众，但媒体认为他是演员，“语言非常大胆犀利”。那个观众上去的时候骂骂咧咧的，一般在舞台上谁敢说脏话。这个谜底我始终没有拆穿，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个意外的情况。

第一场演出是不卖票的，我有意识地邀请了文学界、美术界和音乐界的朋友，还有很多媒体，这样做也是因为当时的话剧市场并不繁荣，目的是更好地推广话剧这种形式。

我记得进场的时候给每个人发一个叠好的纸飞机，将要结束的时候有一段原创音乐的现场，两把箱琴，歌声一起，满场都是纸飞机在飞，临走的时候观众都意犹未尽，不愿意散场。台上的戏结束了，台下的戏还在继续。

我个人觉得这个戏是中国第一部酒吧实验剧。

后来我们又加紧排了《切·格瓦拉》《恋爱中的犀牛》在大学里演。外院、陕师大、政法都演过，两块钱一张票。之前媒体问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干这种另类的事，你不赚钱，你……”我说如果它算另类的事情，今天的另类就是明天的时尚，以后肯定会有市场，但是多少年后我不知道。

做摇滚演出的“八个半”

做话剧的时候，已经开始零星地做了一些摇滚演出。第一场摇滚演出是朋克，后来组建了Joyside乐队的主唱边远和哎吆乐队的主唱刘舸带了三个乐队，还有西安乐队“妖蕊”和“潜”，租的是JBL的设备，最起码的品质我会把握，演完以后，刘舸用北京话说：“在北京要是有个这样的地方多嗨啊！”得到鼓励的同时，我想，这俩人可能在北京没多少演出。还有一些演出让人很感动。“声音碎片”有一次演出，现场有大合唱，我在吧台一听到旋律响起，眼泪就下来了。还有一次是“美好药店”的演出，“美好药店”为一个去世的乐手写了一首歌，旋律起来的时候我也没控制住。

不过现在想来，当时做得还是不够专业。比如，我现在做一些政府投资的大型娱乐晚会，歌舞类节目中歌曲元素选择无外乎常规的三类，一是主旋律型的，中央台晚会那种，蔡国庆、蒋大为、宋祖英、杨洪基，政府愿意埋单；第二类是民间接地气派，类似凤凰传奇、乌兰托娅、央金卓玛这种；第三类是港台时尚型，娱乐化的东西。我们在操作上更专业，工作人员几十号。当时的摇滚乐演出，什么事都是我一个人做，海报都是我一个人贴，后来分了一些职能：海报设计、调音师、摄影师……虽然是抱着专业的心态做事情，但充其量还只是一个“准专业”。

当时最大的贡献是卖票，那时看演出不卖票，我卖票是希望把演出朝正规商业操作上引导，把它纳入市场化的范畴。刚开始，本地乐队10块钱一张票，外地乐队15块钱，这个价位在当时很超值。很多朋友刚开始没有买票的习惯，我就拿自己的钱给他们买。实际上很多演出买不买票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也可以不买，但我要过这个形式，任何人都得凭票进，媒体来了也是这样。媒体没这个习惯，后来有几回媒体朋友来，我直接没让进，因此还得罪不少人。没办法，他们好多人可能当时对我有意见，但是，我觉得以后他们会想明白的。

真正的繁荣期应该是在2000年到2005年。之前我认为，现在的演出应该比过去好很多，一是我们当年的辉煌昌盛 ，只需要延续即可；二是现在设备问题很容易解决，音响在进步，最起码能把音量问题给解决了。不像过去，音质要想好，你只能买进口音箱，四百瓦跟八百瓦价位差距很大。现在国产线阵虽然粗糙一点儿，起码基本够用。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有次沼泽乐队在“光圈”演出打电话来，我去看了，那天现场观众很少，就几十个人。和老板聊天，也说是市场不好，每次都是一百人左右。我认为推动市场的人，不能完全依赖市场。

还有一次在“光圈”见调音师，他在台下打台球，上面乐队在演出。我说演出都开始了你怎么还在打台球，他说我都弄好了。他把调音台推子一推，就这么着。这是什么态度，搁我早开骂了，老板也不懂，这个态度就不对，乐队演出竟然敢这么整。我后来总结，他们就没想着干这个，是迫于经营压力，把摇滚当成酒吧的噱头，想靠摇滚拯救酒吧。经营者一是要非常喜欢摇滚乐，二是要有音乐及乐队的鉴赏力，三是有力求完美的认真态度，三者缺一不可。所以做到现在，我觉得西安酒吧摇滚现场演出真是没进步。

不排除现在做酒吧摇滚演出，难度比以前更大。我当时那个干法，换到现在也不行，因为时代不一样。在那个时期那样干是对的，并且还很超前，但现在如果还是照那个思路去干可能就不行了。西安现在的演出酒吧还是沿袭我过去的干法，甚至还不如那个时候。现在要干，最起码要比过去的想法更全面、更专业，要兼顾未来，有更好的系统操作。真正喜欢一个东西会彼此影响，从而形成一种氛围，这个氛围是乐队和观众集体的氛围。

把一件事情做好，首先要喜欢这件事情。我正是因为爱好，才能做这么多年，才能在西安逐步把市场做到一个高度，挑选乐队的时候才会有思考，所有来酒吧演出的乐队都是我自己挑的。在那个年代，为什么“死亡”来得少？冥界乐队的陈曦，也是我朋友，打电话说要来演出，但我迟迟没让他来，不是因为乐队不好。因为西安有“腐尸”，并且在全国都是一支很标杆的乐队，除此之外，西安还有很多这种风格的乐队，所以我就尽量避免重复。现在回想起这些事，也希望他们能理解。

我宁愿让“AK47”来，因为那个时期“AK47”还算是一支比较有新意的重型乐队，能够给西安摇滚乐带来一些新的东西。“AK47”第一次来西安演出的时候也很有意思，乐队演出进行到50分钟的时候，乐队已经没歌了，于是乐队又重复演出了三分之一的歌曲，但是观众的热情依然是那么热烈。这也是摇滚乐演出历史上极少见的情况。

现在活跃在中国各大现场的很多乐队都曾在“八个半”的舞台上演出过，有很多甚至在当时刚刚成立。我知道欠缺什么形式，差在什么地方。当时的朋克其实也少，“妖蕊”虽然不成熟，但是有自己的特点，我就让它跟“脑浊”“反光镜”一起演 ，甚至跟“昏热症”一起演，事实证明每次演完“妖蕊”都有质的进步。我后来引进的方向是要能丰富整个西安市场的乐队，像“PK14”“声音碎片”“声音玩具”“美好药店”这样的。记得法国夫妻乐队“Vialka”演完以后，给乐手直接上了一课，音乐可以这么玩，乐器也可以这么玩，可以不按常规的手法出牌。有意识引进一些新的风格，让西安的乐队能不断丰富，这也是交流和学习的过程。这就是当时西安各种风格百花齐放的原因。

当然我也有我的缺点，可能也是陕西人的一个缺点。当时演出市场非常繁荣，我完全可以带乐队去北京或者其他地方演出，展示我们实力的同时，也与其他地区更多的乐迷分享音乐的快乐。每周一次演出，乐队需要提前两三个月预订，这种繁荣本来就是为了推动西安本土音乐的发展。看一个地方的摇滚乐氛围，要看当地乐队整体的水准，不是某一支乐队，必须有好多支乐队，风格还要丰富。因为中国摇滚乐不是单靠哪个乐队，必须考虑到群众基础。和足球一样，不能偶然间拿两个冠军，就乐得不行，社区都没有一个足球场，没有基础的教育，肯定是不行的。

中国最早的演出酒吧，做得比较好的是成都的“小酒馆”。但好多乐队没去过成都演出，却都来过西安。一个是成都离得太远，再一个成都那边不给保底，乐队要考虑生活问题，我们原来会给保底。好多人不知道，都说我在里面贴钱了，其实我会尽量打平，这一场演出赔的钱会在下一场演出打平。现在看就不行了，我都这么多年不干了，很多事情依然没有进步。并不是没有票房惨淡的时候，像“PK14”“暗夜公爵”那时都是票房杀手，在北京都演得少，但是我觉得好，无非就是好多人不欣赏，多年以后证明他们是好的。“沼泽”，挺好的吧，我记得当时创纪录了，观众20多个人。没关系，你不能说乐队不好啊，在中国就是这样，你不能因为那点儿票房……

完全以票房好的乐队为主，就不会有持续的发展，因为新乐队需要时间，摇滚乐风格需要丰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比如“沼泽”赔了，本地乐队的成本就低一些，大家一分，都有利润，多余的钱作为基金，可以给下个乐队贴，没关系的。“重塑雕像的权利”第一次来还不是照样赔，也是几十号人，我付演出费给乐队的时候，鼓手眼泪汪汪的。好多年后，他们是中国很多音乐节的压轴乐队。

早期的西安乐队能演出的没几个，必须依靠大量外地乐队。西安乐队要演出必须我去审。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也是摇滚乐从业者的刘凯当时有个小乐队，起了脏了吧唧的一个名字，那年跨年演出，想登上“八个半”的舞台，我就带着姚睿一起去看他们乐队排练，因为新乐队没录过什么唱片，要想知道他们的水平，看排练是最实用的办法。一看，排得不行，以至于刘凯从来没上过“八个半”的舞台。这个态度必须要有，不能什么乐队都上台，必须保证舞台的干净，尤其是售票的舞台。

一些主流媒体总问我一些没法回答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不干了。我觉得摇滚乐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国外的摇滚音乐节里，都是爷爷一辈的人，你跟他聊摇滚乐，没问题，到了现场一样嗨。我们就不行，到父辈这一代更不行，从老崔这一代才开始有摇滚乐。盲目的快没有意义，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真正的中国摇滚乐应该在下一代，现在好多一线乐队还是上个时期的。中国的摇滚乐市场有一个扩展期，老崔那个时候是自生自灭的，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到了“魔岩”的时候一下子把摇滚乐拔高了，“魔岩”就把本来六分的给拉到九分。那也是中国摇滚乐最尴尬的时期，就是被“魔岩”整完以后。因为“魔岩”完全是市场化操作，它是另外一种模式，好多本质的东西你看不到。它完全把乐手透支，超越了乐手的能力，把市场拉起来滚石就撤了，市场紧接着就下来了，但是高度已经在那了，把几年的市场潜力都给透支了。

但是我恰恰觉得，“魔岩”时期是中国摇滚乐真正的商业期，另一个商业期是现在的音乐节遍地开花。起码现在做音乐做得好的话完全可以当作一个职业。音乐节也是表面的现象。大的音乐节也要洗牌，乐队需要洗牌，它必须等新的能量补上来，新的人补上来。未来中国摇滚乐会有一个特别尴尬的时期，这种尴尬是中国乐队的发展完全跟不上音乐节商业空前发展的步伐，音乐节争来争去的全是老一拨乐队，新乐队很少，国内音乐节真是缺乐队。打破再重建，这是摇滚乐最本质的气质，中国的摇滚乐要走的路还很长。

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届音乐节，名字叫“西安青年音乐节”，定的时间是5月4日、5月5日、5月6日三天，当时想的是以本地乐队加上北京乐队做一届户外音乐节，主办方是西安市团委、西安电视台，协办方是华浮宫，地址就在未央湖对面的华浮宫，华浮宫也是那次音乐节的投资方。

演出乐队以西安乐队为主，每天有两到三支北京乐队加入，当时西安不但乐队非常多，风格也非常全面，我还找到了刚转型的病医生乐队的虎子，让他撑下半场的锐舞打碟时间。

我要特别感谢陕西文化的张国强，当时他买了美亚（Meyer Sound）的线阵设备，还有灯光，这些设备当时市价几十万，他只收我五万块。张国强说，他喜欢我们这些年轻人的魄力，喜欢和年轻人合作，并且这次也是作为美亚的一个展示，因为他买回来之后没人识货，就在库房放着，也挺可惜的。几年以后，他这些设备单场可以租到40万。

我们策划这个音乐节的时候，“非典”没那么严重，到了后来所有的事情都就序了，“非典”开始严重了，我们担心音乐节可能会流产。但是“非典”时期的禁演令迟迟没有下，这就重新燃起了我们的希望，可就在音乐节开始前一个星期，禁演令下来了，然后整个音乐节就这样流产了。

如果不是“非典”，这次音乐节可以成为到那时为止，西安摇滚历史上最大的一届音乐节。

防空洞里的“八个半”

后来在酒吧演出，人很多时候站不下，我就一直想换一个地方。那是西安摇滚乐真正繁荣的时期，《通俗歌曲》杂志专门在西安设了演出站点，就是“八个半”，并且有了记录西安摇滚乐的专职人员。我记得早期报道演出的主要有摄影师刘文、郁天，后来有王非，郁天还为一些乐队制作唱片封面，文字记录方面则有次非，次非的文笔非常有摇滚的气势。其实到后期，摇滚乐已经做得很系统了。

有一天我刚好去酒吧楼下的牛肉面馆吃饭，我和老板聊天，说外面这么热，你这后边怎么冷风嗖嗖的？他说来来来，你来参观一下。我一看是个防空洞，顿时就傻了。后来才知道这个防空洞特别大，每周三就有一个工人来检修维护，有一次，他把所有的灯全打开，我骑个自行车跟着他，里面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东边可以通到大雁塔，北边可以通到钟楼。面馆的老板带着我一直往下走，拿着手电，因为那里面的灯不让用，我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心想这个地儿太好了。我说我给你交点儿钱，让我跟领导见个面，得保证这个事靠得住，至于钱，你跟领导怎么分那是你的事。当时好像一年两万块钱，我只是周末用。开始他有点儿不愿意，我就把酒水什么的都让他卖，但是我制定价格，不能乱卖，他还是不愿意，拖了一段时间，面馆生意不好，才说愿意试一下。我说要做就做，试我不敢试，我还得买设备，要投资呢，底下那电线是国防用电，不让用，光电缆就花了我一万多块钱，找供电局的人从旁边的八里村变压器扯的电线。最后大家决定合作，他也挺高兴，哎哟，吃面的人也变多了，对他的生意也有好处。

那一年来了“AK47”“恣慰”“卡西莫多”“美好药店”“声音碎片”“声音玩具”“另外两位同志”“TOOKOO”“军械所”“反光镜”“脑浊”“Vialka”等，更多的西安乐队做了自己的专场。那一年，在现场的某个角落，张楚在静静地看着演出，诗人西毒何殇在大口喝着汉斯干啤。但是不久，面馆的生意又不行了。有一次“木马”来演出的时候，还断过一会儿电。因为他老欠人家电费，上面就想给他点儿教训。平常把电断了没关系，但是那天一看人多，是个机会，“啪”把电给断了。演出不能耽误啊，我就给了他一点儿钱，说我先给你垫上，明天你把钱给我，再有类似的事发生我就收拾你。那天一停电，满场都是打火机的火光，几百个打火机的火光照亮了黑暗。没有火灾，只有光明，没有暴力，只有自由。因为这是摇滚乐的现场。

做了两百余场的演出，有两场打架，百分之一的概率，即使打架，心灵也是透明干净的，它只是青春期荷尔蒙分泌旺盛的一个宣泄。有一次“腐尸”的鼓手魏华过来说他要拍，我就把DV给魏华，可能拍的时候不小心碰了前面一个乐迷，那乐迷不高兴了就干起来了，没想到乐队的人就在旁边，把那乐迷给打了。我一看打得都流血了，我拉他的时候身上也沾了血。当时“腐尸”名声很大，一直说演出完了收拾他。我去吧台给那哥们拿了两瓶酒，让他去后台里面的隔间，我说兄弟你千万别出去，别担心，没事，有我在他们不敢怎么样。我还派了一个人看着他，别让他一会儿跑出去报警。但是当时大意了，他是两个人来的，我们光顾着这小子，结果另一个去报了警。一会儿警察来了，就说：“你这儿干啥呢，先把音量拉了。”我说排练呢。他说排练咋整这么多人？我说底下有些人在这儿观摩，学习交流。他说刚才有人打电话说打架呢，我说没打。他问：“没打你身上咋有血？”我说刚流鼻血了啊。他说：“先把音量拉了。”音量一拉，就演不成了。“谁负责呢？谁打架？”我说没人打，我不能让“腐尸”跟着去，我说我负责，“那你跟我去一趟派出所。”正好我认识一个片警，因为干这个事你得认识一个警察，我在路上就给那个片警打了个电话，结果他俩认识。片警问出了什么事情，车上的警察说：“哎呀，跳艳舞。”结果我认识的那片警也吓一跳，问我：“你咋还跳艳舞呢？”我说：“没跳艳舞，连女的都没有。”后来电话又交给车上的警察：“唉，男的跳，女的看。”后来我明白了，金属乐队都是光膀子，背着吉他，他们就以为是跳艳舞。电话里头我也急，我说没有，又说摇滚乐，你知不知道，我说张楚，他说不知道，我说崔健，他也说不知道。说着说着就到派出所了，他说既然有人报警，你就得处理一下。我做了个笔录就回去了。回去一看，那么多人都等着我，长安路上一大片。但是警察也不让演了。

防空洞的场地人防后来不让用了，因为在北郊也有类似的一个地方，他们租给另外一个人开舞厅，好像老板搞婚外恋，一个女的弄了雷管在里头炸死了几个人，后来一上报，他们就不敢租了，反正后来交钱没人敢收了，没人敢担这个事。

从早期的酒吧演出到防空洞，乐队形式非常多样，很多西安优秀的乐队可以登上中国摇滚乐的大舞台，其中有死亡金属乐队“腐尸”“死因池”“腰斩”“散杀”，哥特气质的死亡金属乐队“206和思想者”，硬摇滚乐队“伍个火枪手”，新金属乐队“检修坦克”“脉冲”，朋克风格的“妖蕊”“潜”“冰淇淋格子”“充气娃娃”“三角塔”“怪圈”，后朋克风格的“GOSH”“走了”“下级台阶”“糜烂的水”，暗潮风格的“紫十三”，英式流行风格的“三点十五”，Grunge风格的“皱边纸饰”“拆”，流行金属风格的“黏液”“降灵”，艺术摇滚的“黑砖”“美杜莎”“超级马力”，做电子乐的李焱、高屹，Trip-Hop女声芬妮等。还有负责过“八个半”演出事务以及西安摇滚演出报道的金豆、双喜、刘文、郁天、次非、王非、张力、邢洋、绿洲琴行、绿洲音乐网以及对当时西安演出不遗余力进行宣传报道的西安电视台的景毅、《三秦都市报》的余明、FM98.8广播的安柯，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很多时候，我觉得陪伴我的不是一场演出、一个酒吧，而是这些存在过的乐队和人。直到现在，想起他们，我仍然热血澎湃。

后会无期的“八个半”

防空洞没有了，就想再找一个地方。当时，刚好看到德福巷新装修的一个酒吧要卖，要价十几万吧，我还了两三万。谈价钱的过程中，那老板可能觉得我有好多想法，就想跟我合作。她当时卖那个店肯定亏损，可能也不甘心，后来她就不想卖了，问我能不能合作，她卖给我一半股份。那一年来了“病蛹”“幸福大街”“核聚变-G”“便利商店”“subs”“沼泽”“Ourselves Beside Me”“重塑雕像的权利”“PK14”“Joyside”等。对方完全是投资的心态，可能去了趟北京，觉得摇滚乐好玩，回来整了一个，操作下来又不是那么回事儿，又累又不赚钱。合作前期酒吧生意蒸蒸日上，人气很旺，相安无事，七八个月的时候 ，酒吧生意到了瓶颈期。

对方怀疑是经营方法的问题，比如这个乐队演出是不是有点儿闹，咱能不能换成弹唱？2005年，西安酒吧一片小编制弹唱，我超前地用了六人大编乐队。要想换也行，我尊重对方的意见，杠起来没什么意思，这个事就没法弄了。试过以后还是一样，该卖三千五千还是这个数，没什么改观。但这样做影响了我的心情，大概一年之后，对方就说想把酒吧卖掉。本来我是可以买过来的，以后来的人气，酒吧卖的价格肯定比之前要贵得多。把它干起来了又卖掉，再高价把它收回来，是给自己挖了个坑，我当时一赌气，也不收了，再找新地方，没想到一放下来就不想干了。酒吧比较拴人，很多其他计划都耽误了，把酒吧卖掉后，我走了很多地方，这一走就不可收拾，也无心去干了。

有时候也会有冲动。看了一场非常好的演出，哎呀，我一定要把它拾起来干。或者跟谁喝了点儿酒，对方可能也是同好，哎呀，一定要把它弄起来。实际上，说完了也就说完了，也没想着再弄……

只是有些兄弟，吉他手吴勇、张宁，贝斯手陈欣，鼓手王征，DJ皓昆，胖子晏新刚，我一直以来想找个机会说谢谢，但我们的情谊让感谢的话失去了空间，一直没有表达的机会。共同的爱好把我们连在一起，那时工作时间长，薪水也不高，今天不得不说，谢谢兄弟们，你们永远可以叫我老大。

绿洲音乐网的前世今生

说起绿洲音乐网，不得不提两个人，一个是刘文，一个是曹石。前者出资创立了绿洲音乐网，后者负责网站的具体事务。网站于2001年11月筹建，紧接着开通了论坛。最早的会员基本都是西安本地经常来绿洲琴行玩的乐手或者曹石的网友。2002年1月，绿洲音乐网正式上线，租用了大容量主机。其间西安本地摇滚演出成井喷趋势，大量的音乐爱好者和更多乐手注册成为论坛会员，绿洲音乐网成为发布摇滚演出消息的主要“场所”，成为西安摇滚乐的主要阵地之一。

刘文在2003年开始出国骑行，足迹遍布亚非欧，现在是一名旅行作家。更早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他在圆明园“画家村”住了几年，弹吉他组乐队，后来离开北京，回西安开办了绿洲琴行。直到现在，绿洲琴行的经营都是成功的，只是刘文这个名字越来越淡出摇滚乐的视野。

我记得，在2003年到2004年的绿洲音乐网上，每隔一段时间刘文都会发布他在外骑行的日记，大多是用汉语拼音写成。2011年，他的新书《单车上路》出版，我才知道那次骑行，他走了11个国家，行程将近7000公里。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身边的朋友热爱骑行的越来越多，几乎每个周末都会相约出门，只是从没有走过太远的路。写这本书的时候，本来想让刘文从他的角度讲述绿洲音乐网的源起，如果他想谈谈其他的再好不过。只是不知道是他身在美国的原因还是往事不想提及，这件事一直没有实现。不过，还好，同样作为见证者并且是执行人的曹石，试图通过他的回忆，尽量弥补这一缺陷。

第6页 :口述：曹石 整理：锤子

口述：曹石 整理：锤子

起初

大概在2001年，绿洲琴行老板刘文来找我给琴行做一个网站。我说，你把这事交给我做就行了。后来我觉得做一个琴行网站没有太大意义，就想做一个音乐论坛。我想着音乐论坛是扎根于西安的一个网站，所以首先必须得有跟西安本地有关的板块，就想到了做摇滚乐演出的报道。其实“绿洲”本来是一个技术型网站，但我想除了技术以外，还得有一些文化的东西，这样看的人就会多。2001年年底，论坛就做起来了，从2002年开始系统报道西安的摇滚乐现场，拍摄和写演出记录的人陆续就有了。那会儿基本上每周都有演出，他们会每周固定在“绿洲”上发一些演出的观后感和图片。

一切全都是自发的。直到现在活跃在西安的这些人，看演出的这些人，很多都是从当年的“绿洲”走出来的。比如王非，他最早在论坛上给我留言：“我想去看演出，想写一些碟评，能不能帮我加精华，置个顶什么的。”我说没问题，你就以“绿洲”记者的身份去看演出。慢慢地王非就有很多作品，包括他自己的那本书，很多图片都是原来发布在“绿洲”上的。还有一些专门写文字的记者，包括“边缘”“绿洲”演出版的版主，也经常去看演出，写一些乐评什么的。这就给西安看摇滚乐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社交网络这么发达，这些信息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没有一个专门的地方让人看到演出信息，演出完了以后，没去的人又怎样获得这些信息，这都需要有一个资料库，“绿洲”在那时候就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

盛况

这个可能跟时代有关系，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我觉得现在的乐队功利心会比以前更强一些。过去的乐队没有太多机会，只要把音乐做出来，有演出，就可以了，能在“绿洲”这样的论坛上让大家知道，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的乐队机会很多，因为每年有很多音乐节，跟外面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了，站在全国的舞台上都有很大可能性，有机会跳出来。写歌、风格、着装，各方面都会考虑得更多，他们现在的形式可能更实用一些吧。

绿洲音乐网是我第一次做的大型网站，边做边摸索。因为整个网站的运营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每一年我都会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不是在按照我想要的方向发展，我会去做一些引导。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绿洲”在全国知名有两大因素，一是因为它的技术，有很多全国各地搞电脑音乐的人在这里交流；二是因为西安演出的集中性，因为有很多外地人了解西安摇滚乐的途径就是绿洲音乐网。所以我想把这两部分做得更齐备一些。那段时间基本上每场演出的资料我都会收集，包括照片和文字，就是希望能够在多年以后，拿出来看的时候能回忆起来，几月几日有什么演出，有什么乐队。

因为绿洲音乐网的资源，我们开始做音乐专辑。不过，后来专辑越来越难做。我们做完《掩灰的色彩：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1》以后，十几个乐队全解散了。我当时觉得，做一张唱片的意义，可能就是让大家能记住，在某年某月还有这个乐队唱过这样的歌，和做网站其实是同一个道理，所以我把网站的资料保存下来。可能一开始我没有要为西安摇滚乐推波助澜的想法，只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后来慢慢发现西安确实也挺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因为喜欢摇滚乐的人那么多，跟西安本地摇滚有关的网站又很少，即使有人气也不是很好，不成气候。而“绿洲”相对来说基础好一些，所以我想做得凝聚力更强一些，只要和音乐有关的都能有，做演出的也在这儿，看演出的也在这儿，乐队也在这儿，大家都在这儿。这样可以让乐迷和乐队之间有很直接的交流，大家都是“绿洲”的会员，谁也不比谁牛，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论坛上直接交流，甚至对骂都很常见，我觉得这样就挺好。

衰落

后来也有和西安摇滚有关的其他网站，但是都不太好。“绿洲”的记者很少在其他网站上发自己的作品，大多数完整的作品还是会在“绿洲”上发。各个网站的资料、信息有很多重复的东西，怎么样能让会员更依附到你的网站上？对我来说就是把资料做全。在这个网站什么都能看到，那就不需要再去其他网站了。后来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有些偏颇，这样的网站其实应该越多越好，因为没多久，好多网站的人气慢慢不行了，包括“绿洲”的人气也在下降，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有花更多的精力在这个事情上，所以做得不是特别好。

论坛这种形式，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已经落伍了。绿洲音乐网最好的时候是2005年，那时候基本上西安所有的乐队在里边都有号。从2007年以后博客开始流行起来，很多人发布作品不一定到论坛上去，后来发展到QQ空间、微博、开心网、人人网。人们的网络社交方式变了，所以当时很多国内著名的论坛都慢慢停滞了。我后来工作也比较忙，2007年以后开始搞乐队，自己的精力也不够用了，就慢慢放下了，论坛也就慢慢萧条了。

警告

做绿洲音乐网的时候，有一个事我印象比较深。大概是2004年，那段时间人气特别旺，一天有很多新帖子，爆满的感觉。有一天，我在学校监考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本来我们监考的时候不能接电话的，但是他不停地打，我又不认识，就去厕所里接电话。原来是公安局打来的，说你是不是绿洲音乐网的负责人。我说是。他说，你们网站有问题，给你们关了，你现在到我们派出所来一下。当时我吓一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去了以后说是网站有敏感言论，我说不应该啊，因为我做了很多屏蔽设置，“抗日”啊这些都屏蔽掉了。他们说是因为有个人发了盘古乐队的歌词。我真没想到，“盘古”怎么会这么敏感？不过，那段时间好像“盘古”刚出事。我说那这事怎么办，他说要么就把网站关了，我说别让我关，这网站做了好多年，后来他说交罚款，我说罚款也没有，没钱给你罚。最后他说，那就关上一个月，你们反省一下。于是“绿洲”关了一个月。当时网站有几万会员，大家都蒙了，到处打探，去别的论坛上问，我就到别的论坛一个个去解释。论坛开了以后，我把发“盘古”的那个人叫出来了，西安的一个女孩，中学生，我给她讲这个事吓唬她，说派出所找你呢，让你把牙刷毛巾都准备好，估计要蹲个几年，其实是想教育她一下。

后来就把“盘古”也屏蔽了，从那以后我找了好几个人，每天盯，只要稍微敏感一点儿的东西就赶紧把它删了。那时候我才发现，一个网站影响力稍微大一点儿就会有好多人盯着你，就容易出事。绿洲音乐网当时三番五次地关了好几回。这种事就是这样，没盯上的时候还没事，盯上了怎么都能找出来事。

有一段时间西安的朋克跟金属闹矛盾，在“绿洲”演出版对骂。“腐尸”这拨金属党，和姚睿为首的朋克党，打完了以后在论坛上对骂，每个人还有一些朋友，也开始对骂。开始我觉得没什么可管的，你们骂吧，无所谓。后来骂得挺过分，我开始让版主去劝。那时候版主是“淹没的化石”和另外几个人，结果越劝事越大，最后没办法我自己劝，费了挺大劲儿才把这事劝下来。金属朋克这事也是那几年挺大的一个事，打架，互骂，挺逗的。

五周年纪念演出

后来网站管理就有几个相对固定的人了，你负责这块，我负责那块。很多人都没见过面，王非我是后来才见面，郁天也是，还有些写文章的都不认识，但他们写得多了慢慢就成气候了，每场演出完了以后有人专门上论坛，等着看这些人写的东西，没发的话他们就会问，为什么今天没发照片。我觉得这就挺好，成一种订阅的形式了。绿洲音乐网五周年办了场演出，办了两天，我觉得特别好，演出乐队数量已经赶得上现在的音乐节了。有法国的一个乐队，还有北京的乐队，包括“黑撒”，在那场是第一次演出。

每次周年的时候我会在网上写篇文章。四周年作了一首歌，就是“绿洲”的一首论坛歌。五周年我觉得应该把摇滚乐结合起来，搞个现场。刚好那段时间“月亮钥匙”也做得挺好，后来我跟双喜聊起这个事，双喜当时跟我还不在一个乐队，只是论坛的会员，大家关系还可以。他说挺好，他来组织，我来宣传。正好那段时间《废城甜梦：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2》也刚做完，就想着可以和这个事放在一起做。但是想着做一天就行了，后来我们商量，说做一天意义不大，就跟酒吧演出差不多，干脆两天，搞得热闹一点儿。那两场观众很多，票卖得也挺好。

《掩灰的色彩：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1》是2003年秋天做的，那段时间录音的乐队特别多，最早是“走了”和“三点十五”，然后又认识了“206和思想者”和“检修坦克”。我当时想，西安的摇滚乐挺辉煌，应该出一个拼盘做纪念。因为以前在西安这样的东西很少，质量各方面都不是很好，我想做一个拿得出手的。2003年我们开始做“时音唱片”，刚刚有一个录音棚，正好那时候我有工作、有工资，能掏钱做这个事情。当时跟大治和箱子商量，看西安的乐队能数出多少来，最后一共凑了15首歌，够了。封面是找郁天设计的，我跟他说放开做，想设计成什么样都行，没有任何限制。那时候大家都没经验，我也没做过唱片制作人，都是刚开始摸索。我一个乐队一个乐队打电话，告诉他们想出一个东西，但是乐队是没有费用的，歌基本上是我来选。比如，我觉得“206和思想者”的《净土》这首歌不错，就问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说可以，就这样来选歌。然后一个乐队一个乐队来录音，三个月做完，一个月之后出版。我们做得很辛苦，经常通宵，但是做完以后觉得挺好。那个唱片出的时候还拍了一段视频，我们自己拿个摄像机，乐队在那儿录我们就在那儿拍，找电视台的朋友帮着剪了一下，做了VCD配了一套。现在想起来挺值得回忆的，十年前自己有那个精力，也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不计回报。放现在，年龄大了，人可能就没那么大的精气神去干这个事了。

时音唱片

那时候“时音”在鲁家村，2005年搬到唐乐宫。最早很多外边的唱片公司也用“时音”的棚，当时北京的“MORT号角唱片”在鲁家村包了一个月，录“腐尸”的专辑。

我做网站的时候自己已经开始学录音，但是那时候没有人交流，就自己玩，录自己乐队的一些歌。王大治是在“绿洲”上认识的，我俩最早是网友。他在“绿洲”上发了个帖子，说有作品想发在绿洲网上，不知道怎么发。我让他到家里来，他带了他的歌过来，我听完觉得挺好的，然后我也给他我的歌，说以后大家可以经常在一块儿玩，就认识了。

“非典”那年，我研究生刚毕业，那段时间没工作，在家闲着。我俩说搞个工作室，就在鲁家村找了个房子，开始做录音，刚开始录自己的歌。后来李焱来找我，我在八里村住的时候他在我家里录过四首歌，后来他、黄星、双喜三个人又录专辑。以后又录了“三点十五”，然后录“散杀”。那三张专辑其实挺好的，在那个时代很有纪念意义，风格也完全不一样。

后来西安大多数乐队都在我们那里录，因为便宜，我跟大治、箱子也都喜欢这个东西，懂一些，所以主要录摇滚乐，一般其他录音棚不爱录摇滚乐，嫌麻烦。

我在大学搞乐队的时候，前面几届像高松这些人已经出名了，到我读研究生，有一些跟我同龄或者比我小的乐队开始出来了。我希望这个氛围一直保持下去。我身边很多人，慢慢就不玩了，可能是毕业了或者其他原因。但我很难把这个东西彻底丢下。做“绿洲”那几年，我已经不做乐队了，认为自己退回幕后了。2003年我开始做“时音”，也是做幕后制作人、录音师这样的工作，虽然也一直在做自己的音乐、写歌，但没想过有一天会重新回到台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组的蓝色花粉乐队，实际上就属于纯录音棚乐队，不参与任何演出，只是发到网上或者摇滚杂志上。后来做“黑撒”这个乐队的时候，觉得应该重新回到台前，但是也没有想过能不能成功，只是好玩。

黑撒乐队成立

“黑撒”最早也属于玩票性质。那时候我和大治老在录音棚里，没事就写首歌，然后说试试拿陕西话唱，只要有乐队过来录音就唱给他们听，他们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录音发了张唱片，发完以后《华商报》采访，口碑不错。后来又想试一下演出。当时也没想过“黑撒”会持续多久，就想着玩一玩，就找张宁、双喜这些人，都是熟人嘛。最早排练的时候，我和大治都很久没有上过舞台，不知道该把它做成什么样的风格，排过金属，也排过朋克。后来慢慢地这个乐队才定型，一步一步到现在。

最早我们都还有各自的工作，只是想着它应该会比之前写的其他歌流行，但是没有想过会被这么多人接受。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事，可能开始做跟后来别人赋予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绿洲”最辉煌的时候有很多杂志或媒体报道，说这是西安一个推广音乐的平台，但是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想法，只是认识些朋友，大家在上面聊天，但是做到一定规模，它就肩负了一定的意义，关闭的时候就会有人着急。“黑撒”也是一样，“时音唱片”也是一样。“时音唱片”刚成立的时候，想法就是有自己的工作室，能录自己的歌，也能给其他西安乐队录歌，只要够付房租就行。但是没想到后来录了那么多西安乐队的专辑，就成了很重要的地方。如果一开始就想着这个工作室一定要多火、多成功，要赚多少钱，反倒不一定能做成。

“黑撒”现在一年能接几十场演出。最早，我给经纪人双喜说，不要影响我上课就行，后来慢慢地我还是得因为演出或者其他事情请假。后来大治有了小孩，时间上也有些排不开。但是我们想尽量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前提下，把乐队坚持做好，大家尽量抽时间。后来乐队能赚到一些钱，这些钱成了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像乐队鼓手毕涛，没有工作，只靠乐队来生活。张宁以前在琴行上班，现在琴行也不太去了，靠乐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我2012年3月辞职，就离开了教师岗位，乐队成了我唯一收入来源，必须得花更多精力把它做好，所以就会有一些压力。但是完全靠乐队就不会那么自由。比如说有首歌《练死小日本》，以前老演，但这两年就没演过了，不敢演，害怕惹怒了谁，以后不让演出。

最早做音乐没有目标，想写什么写什么，想唱什么唱什么，很简单的那种快乐。现在做音乐的乐趣跟过去不一样。我写一首歌过去可能只有一百个人听，现在可能有一万个人听，可以得到更多反馈，这是另一种快乐，这两种快乐是不一样的。

西安摇滚乐有它自己的特点，因为西安的大学特别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很多，就有很多新的文化冲击。它是一个很好的土壤，每一年会走一批人，又会来很多新生。但是西安整体氛围起伏太大了，就是依附性太强。比如“光圈”倒了，可能西安摇滚乐两三年内就会一蹶不振。它本身很脆弱，不是特别良性的发展。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让人觉得很繁荣，但实际上是表面繁荣，人心里没底。而且我觉得西安不是整体一直在向上。可能有些乐队是很拔尖的，但是更多乐队水平差距很大。我坚持这十年，不知道怎么去改善这种情况。过去我能做的就是使劲推广，听到一个乐队就在网上不停地推，让更多人听到，或者给杂志投稿，让他们放。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自媒体时代，每个乐队有自己的推广方式，可能也不需要“绿洲”这样的媒体了。乐队有自己的微博，有自己的豆瓣小组，都是自己来进行推广。

我的摇滚情结

从第一次听到现在，我一直离不了摇滚乐。当你真的喜欢上摇滚乐，你的人生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起码我性格各方面都受到很大影响。真的喜欢一种东西就必须坚持下去，只要自己去努力。我以前经常劝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可能因为工作家庭的原因放弃了。我对他们说，总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我记得“黑撒”第一次办专场是在“月亮钥匙”，那时候黑撒乐队才组建一年。我在台上翻唱崔健的《一块红布》，当时演出已经快结束了，底下有好多中学时一块儿弹琴的朋友，有大学时期跟我玩乐队的朋友，但是他们现在都彻底跟摇滚乐没有任何关系，琴都不弹了。他们哭了，下来找着我，说非常感谢我，一直把朋友、把大家的梦想坚持着走下来。音乐不管是作为爱好也好，生活支柱也罢，作为什么都可以，只是很难放弃，我会把它作为人生目标一直往下走。可能将来有一天没法再唱了，可能年龄大了，或者写不了歌了，可能又会回到幕后，就跟十年前一样。西安的摇滚乐需要这样的人。

我们本来要出《西安独立音乐合辑3》，但没出成，有很多原因。《合辑2》的销量就不是特别理想，因为《合辑2》里面有些乐队不经常演出，很多人不太了解。当年好一点儿的乐队当时就已经散完了，《合辑2》里就“伍个火枪手”比较活跃。但我还是想把《合辑3》做起来，那时候策划案都写完了，在“绿洲”上已经开始收歌了，也拿到了一些作品，但一直凑不够一张合辑需要的数量，10首都凑不够，那就慢慢等吧。在等的过程中，以前给过歌的乐队已经全部都散了，就把这个项目放下了。

做合辑本身是赔钱的，本来买碟的人就很少，一张专辑的成本又在这放着。做“时音”的时候，我刚开始上班，才发了几个月工资，我跟大治都是从家里要了些钱买设备、租房子，压力其实很大。但是现在想想，起码那些年做了些事，如果那时候没做，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后来

西安摇滚乐发展的这些年，是由很多细节组成的，虽然大事件有很多，但是我觉得细节才是令人难忘的。某一场演出、某一首歌，或者某一个人，这些才让人觉得西安摇滚乐是真实的东西。不管它辉煌也好低迷也罢，起码给很多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音乐是一方面，更多的是这些存在于音乐环境里活生生的人。有时候我会忘记一首歌怎么唱，但是我会记得这个乐队，大家一起交流的这种感觉，一起喝酒的那种快乐。

我们2009年去北京参加草莓音乐节，那是第一次去北京演出，西安在北京的这些人全去了，金豆、沙维琪、李焱这些人组团去看。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的啤酒，因为音乐节不让带酒，他们拿着酒跑到底下来，说专门看咱们西安乐队来了，当时我们就特别感动。大家坐着围一圈，开始聊一些过去在西安的事情，都觉得历历在目。可能很多年以后，这些人年龄都大了，有了小孩，但是他们留下一段共同的回忆，这是特别难得的。

阳光下最好的年华献给摇滚乐

2002年到2003年左右，双喜分别在三点十五乐队和走了乐队担任贝斯手，逢人打招呼总是笑嘻嘻的，从外表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北方人。这种笑容我只在三个人脸上见过，除了双喜，一个是金豆，一个是Sucker乐队的主唱杨帆。

2003年下半年，双喜去了深圳，等他再次回到西安的时候，身份是新“八个半”的演出负责人，而那段时间，关于他在深圳的经历也有着各种版本的传说。2006年他注册“张冠李戴唱片事务所”，成为西安地区摇滚演出的主办方之一，主要负责旗下四支乐队的外地演出及承接外地乐队的本地演出。后来旗下乐队纷纷解散或去外地，双喜开始以“张冠李戴”为名做起了音乐节，也是西安第一个有品牌意识的摇滚音乐节。2010年后，黑撒乐队的演出增多，作为乐队的经纪人兼贝斯手，双喜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前期的付出换来回报，生活趋于稳定。

十几年不间断地与摇滚乐打交道，他的坚持与做出的成绩让人钦佩，同时也在摇滚死硬分子中产生非议——理想与商业的取舍问题。而对于这类问题，一般人很难去断言。人类在事物的变迁中变得渺小，稳妥的办法是向历史要答案。

第7页 :口述：双喜 整理：锤子

口述：双喜 整理：锤子

不小心搞起了摇滚

上中学的时候会听一些摇滚乐，觉得用这个东西来表达，可能更符合自己的兴趣。上大学来了西安，没想过要去做跟音乐有关的事，专业跟这个也不搭边。2001年8月来西安，有一天我正上宿舍楼，听到有人弹电吉他，就想去看看。推门进去，一个人拿了把杰克逊（Jackson）的电琴，有个效果器，有个小音箱，他在那儿弹Beyond的《真的爱你》。他很热情，然后大家就聊。他说，你也玩乐队？我说，我以前玩。他说，你是弹什么的？我说，我弹贝斯的。在说出那话的时候，我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因为他是弹吉他的我就不可能再弹吉他，我就说是弹贝斯的。他说那好，咱们可以组个乐队。他问我你有琴吗，我敷衍了一下，忘了是说琴卖了还是放家了。他问那咋办，我说那就再买一把琴。

当初来西安我带了8000块钱，交了6000块钱学费，剩下2000块钱要买洗脸盆、被子、被罩、床单，可能就剩1000多块钱。那年国庆放假我没回家，他陪我去友谊路的绿洲琴行。那时我21岁，进到琴行里特别紧张，一推门看见一个大花臂，后来知道是“腐尸”的王博，只觉得这人厉害啊。当时绿洲有特价的贝斯，花了1000块钱买了，等于买完琴身上只剩几百块钱。

也没有去想“怎么生活”这类问题。回学校以后，大家就很迫不及待地让它发声。一上手才知道，我不会弹琴。他说，你不会弹吗？我说，不会弹。他说，那我教你。他就成了我第一个老师。就这样到了年底，这中间生活上就管家里再要点儿钱什么的，过年的时候背了把琴就回家了。当时我爸都急了，说我给你钱是让你去上学的，你怎么背了把琴回来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背着乐器回家。2002年开学以后，教我弹琴的人跟我说，必须要有个真正的老师教你。我们学校一个乐队的人说西八里村有个力博琴行，有个叫张毅的，是西安很火的黏液乐队的贝斯手。“黏液”当时是很多人的偶像，他们演出总有大众合唱什么的。我觉得挺好，就去了，一节课40块钱，我没有钱，学了三个月，欠了100多块钱的学费，暑假回来才把钱还上。

那段时间除了上课、吃饭，就是练琴。上午上完课，回宿舍第一件事就是把琴拿出来练，给别人几块钱帮忙带个饼、带碗粥、带个鸡蛋。练到上晚自习，上完晚自习回宿舍还是练琴，熄灯以后，在阳台点根蜡烛练。夏天屁股坐板凳坐得长疮，这样就练了三四个月，其实我真正下功夫练琴就是那三四个月。

那个时候我就认识骆伟，三点十五乐队的吉他手，我们学校校乐队的主音吉他手，他用的效果器是GT3，琴是很好的琴，设备拿出来把所有人都震了。他最后跟校乐队闹掰了。再之前，他在西安翻译学院跟狗子（袁尉然），和一个贝斯手，还有一个鼓手叫赵钊，他们在一起组了个乐队，也有过一两首的原创。他觉得我弹琴挺踏实，人也挺好，就跟我说咱们再重组一个。我说行，把狗子和鼓手叫过来，大家排了几回觉得可以。2002年下半年就在瓦胡同租了个房子，专门排练，那时候就有三点十五乐队了。“三点十五”这个名字是狗子想的。

当时，我们学校有个叫杨正军的银川人，想在学校组个朋克乐队，在学校申请了一个房子，可以排练，他说看能不能让我帮他弹琴，我说可以。第一次排练的时候，他说两个老乡要过来，其中一个老乡帮他打鼓，就是黄星，跟着黄星来的就是李焱。排完杨正军请吃饭，李焱问我有乐队吗，我说有一个。他说他有个乐队，是玩后朋的，并且贝斯手马上要出国，要不你来帮他们（走了乐队）弹琴。我就跟他们排练，但同时也在“三点十五”。

李焱是一个要求特别严的人，因为就三大件，对速度、切口、每一个音要求都特别严。我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十几首现成的歌，必须迅速地融入里面。排练的时候一旦有音错了，或者哪儿没记住，就从头再来。我是个特别急的人，中间有过小摩擦，但是“走了”真正锻炼了我，就是对待音乐态度要认真，把它当作一个很专业的事。

边练边演的年代

在我加入“走了”之后，“三点十五”也有了几首成形的歌。当时在长延堡的排练房，车虎在里面弄了个小屋子，用电脑接了个声卡，排练的时候可以直接录，录完以后就刻了张碟。我拿着碟去“八个半”找张玮，就说我是哪个乐队的，我们录了几首歌，你回去听一下，看能不能在这儿演出。他说行，碟一拿就装包里走了。后来我去“八个半”看声音碎片乐队的一场演出，问他听那歌了吗。他说，我听了特别好，但我没有你电话，要有你电话，你们今儿就可以演，这样吧，你给我留个电话，以后有演出我叫你。我说行。当时挺开心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渴望能够登上这样的舞台。

第一场演出是2002年的平安夜。有“紫十三”，有我们，还有“木马”，反正就噼里啪啦演完了。我们觉得自己的乐队很乱，觉得“紫十三”太好了，人家台风和状态都特别齐。

跟“走了”排得差不多之后，演出就频繁了起来，基本上每周都在演，张玮每个星期给我宿舍打电话。他会说，双喜，这周有个啥演出，你们演吧。我说行。“三点十五”也有，“走了”也有，后者的演出更多些。

通过“走了”，还有“三点十五”，我认识了很多人，真正接触到了西安的摇滚圈子，真正融入这个圈子。

当时和张玮还有一直做演出海报的金豆，关系都很好。张玮说，防空洞下边有一两间空房子，你们就别在外边排练了，把东西搬到这儿来，就在这儿排算了。从那以后排练都是在那儿排。我记得有场演出，金豆也想演，但是他之前的渎乐队很久不演出了，改了一个名字，叫“糜烂的水”。那场演出要搞一个另类的拼盘，全是边缘风格，什么后朋、英式，有“糜烂的水”“走了”。当时海报上还有个乐队叫“蜡做的花环”，这个乐队是骆伟想再组的一个乐队，他没事老编一些更个人的东西，可能更阴暗、更意识流一点儿，让我弹贝斯，他唱歌。最后没排练好，鼓手也不好，就没有演。还有一个乐队叫“怪圈”，本来是纯女子朋克乐队，后来改名字叫“飞行的木偶”，换了风格，但是这个乐队太仓促了，组建很仓促，排练很仓促，演出也很仓促，后来就散掉了。当时就这么点儿乐队。

那次演出我给四个乐队弹琴，“三点十五”“走了”“飞行的木偶”和“糜烂的水”。那次演出我分到120块钱，门票收入有一半给酒吧，余下的乐手平分，每个人头算下来是30块钱。

2003年碰上“非典”，“走了”和“三点十五”都是在外边排练。西京大学管得很严，出学校门要有假条，我跟辅导员说我得在外边排练，老师说你可以去排练，只要别挂科就可以，我说我保证不挂科。那时我每周一、三、五给“三点十五”排，二、四、六给“走了”排。每天都要出去排练，同时“三点十五”和“走了”都要录音，就去鲁家村，王大治、曹石、箱子他们三个开的录音棚。当时也是王大治录的第一个乐队，他之前没有录过。第一个录的是“走了”，当时我还在绿洲上写录音笔记，就是我们每天在干吗。录唱片在当时对任何一个乐队来说都是大事。录了七八首歌，七八百块钱，那点儿钱都要去借，要凑。

当时是先录贝斯，七首歌，一个下午全录完，我那个时候弹琴算是很稳的，这也是曹石后来组“黑撒”找我的原因。两天录完所有的吉他跟贝斯，最难录的是黄星的鼓，可能录了几天。“走了”的小样就这样做完了。当时小猫还给出了一部分钱。小猫，一个山西小孩，来西安看演出，在防空洞里见谁都给发烟，发DJ的那个烟，我们都没抽过，觉得挺贵的，大家都抽两块钱的金丝猴、祝尔康。

录完“走了”就录“三点十五”，“三点十五”只有四五首成形的歌，另外有三四首新歌，只有动机但没排练过。我在给“走了”录音的同时还要和“三点十五”排练，时间会打架。为这事狗子跟我大吵过一回，最后又和好了。录“三点十五”也很顺利。“非典”之前“走了”想全国巡演，是张玮联系的，我们还在“八个半”开过会，去成都、重庆、南京，但是还得带一个乐队，这个乐队就是“检修坦克”。这样做是为了风格能岔开，也是为了票房有保障。等到差不多的时候，“非典”就来了，这个事就黄了。

直到下半年，我快毕业了，狗子要出国，“三点十五”办了个专场就散了。“走了”没有说要散，但是黄星年底可能去当兵，他老在西安这样混也不行，没钱，老问家里要，他保证在临走之前给“走了”培养一个鼓手出来。2003年冬天，学校开招聘会，“走了”就做了一场小型巡演，就演了俩城市，一个成都，一个重庆。成都就在“小酒馆”最老的那个店，挤满了，一百多个人，当时他们说西安的乐队很少来“小酒馆”演出，之前只有“腐尸”去过。平时看演出的人没有来，但是不看演出的人都来了。当时有吴吞，他们刚好前几天在“小酒馆”演出，唐蕾、蔡明都在，“声音玩具”“阿修罗”“雷神”的人全在，圈里边的人都到齐了想来看看。然后又去重庆演。

这次演出之前我决定要离开这个乐队，因为当时我有个女朋友，感情很好，开招聘会的时候她要去深圳工作，我要挽回这份爱情，也要去，她说你要去就必须放下乐队。正好李焱通过乐队录音对录音软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就让他妈给买了台电脑，他在家里边捣鼓录音软件，萌生了单干的想法。他说也去北京算了，做乐队太累了。

去了一趟深圳

我找了一份深圳的工作，决定过去，但是和女朋友不在一个区，我觉得这样也好。这事定了其实我挺开心的，因为要跟我爱的人去同一座城市工作，可能以后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了。

去深圳是背着琴去的，2002年换的一把芬达（Fender）。当时西安用芬达的人少，都是用依班娜（Ibanez）。狗子家有钱，他家是煤矿上的，我借了他2000块钱，自己从生活费里拿了800块钱买了那把芬达。在去深圳的路上，我在想我这是要去干什么，生活转变得很突然，那一路想了很多。

去深圳后，我在夜总会里面当服务员，在宝安区龙华镇，现在叫龙华街道办事处。那时候深圳还有关口，关内是福田、罗湖，关外是宝安区，进关内要查边防证。到了那边以后感觉很不平衡，深圳比西安发达，身边的人很多初中没毕业，有些可能小学都没上完，就去深圳打拼，去夜总会干活，职位比我高，挣得比我多，因为他们懂这个行业怎么去做。我上过大学，怎么会跟这帮人在一起呢。

后来慢慢融入环境，每天端盘子、送酒水，慢慢地工资也在涨，职位也在高。其实我女朋友在深圳待了十几天就要回西安，我说那你就回吧。现在想起来，其实当初就不应该去，那么折腾干吗。但是当时我觉得要待下去，这一趟花了两三千块钱，我要把这个钱挣回来再回西安。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朋友回西安去“帝豪”当“公主”了，我是干夜总会这行的，这个消息等于在我身上刺了一刀。当时我完全崩溃，说我必须得回西安。递辞职报告得半个月，经理老板不让走，说是马上要提我到楼面做经理了，我说要回去考试，因为2004年中旬我才正式毕业嘛。他们说跟学校商量好了，卷子可以寄过来，你考完试拿到毕业证，在这儿待着就完事。我说不行，还是得走。

回到西安以后，连挣带攒身上有八九千块钱，就住在我女朋友租的房子里面，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我没办法忍受了，无论怎么劝阻，她都不回头。我更难受，等于又在伤口上撒了把盐。那时候我天天去“八个半”跟张玮喝酒聊天，也不上班。后来和女朋友大吵一次，等于分手了，张玮就说那你去我家住吧。那段时间我就在他家住，理所当然地也在张玮的酒吧帮忙。2004年他说下半年要在德福巷开一个店，让我去那边当经理，因为我在深圳干过夜总会，他觉得可能我在管理经营上能把那边新鲜的东西带过来。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张玮那儿，算是上班，等于一开始在老“八个半”干，新“八个半”开业以后就在新“八个半”干。因为酒吧有演出，我就负责接乐队和演出宣传方面的事，包括印海报、贴海报、发帖子宣传、卖门票一系列的事。最后张玮就不管这块了，很多乐队直接给我打电话，想来“八个半”演出。

开始成为演出经纪人

一开始我做乐队的时候有个愿望，就是要成为一个摇滚巨星，站在舞台上让别人都来看我演出。早期的乐队给了我一些成就感。去了深圳以后，这个希望破灭了。我从深圳回来，把琴挂在琴行让他们去卖。最后骆伟给我打电话说，他一个朋友要参加冰红茶乐队比赛，没有贝斯手，看我有没有时间给弹琴，我说行。我当天下午就在想，没必要把琴卖了，给琴行打电话说那个琴我不想卖了，琴行说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刚卖了。这一切太巧了，我心想这是跟弹琴没缘，所以就算了吧，不弹了。当时我觉得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弹琴了，后来也想开了，喜欢音乐也没必要非站在舞台上，还可以做跟音乐有关的事。

在新“八个半”做了差不多一年演出，酒吧就不干了，转让给另外一个人，名字改成了“YOYO”。“YOYO”的老板叫唐博，之前没转让给他的时候，他就老偷偷摸摸地来喝酒、考察。接手以后，他说：“双喜，我给你的工资比张玮高，你就别走了。”因为他还是想走“八个半”之前的模式，所以想把我留下帮他做事，我就同意了。但是演出没有那么频繁了，因为张玮走的时候把设备都换掉了，没有那么多设备去做演出。2005年到2006年，我就一直在“YOYO”负责演出的事。

刘凯第一次办演出也是租“YOYO”的场地来做，好像有几个朋克乐队找他租场地。到了2007年，这种形式已经满足不了我。我在想能不能做一个和音乐有关的公司，考虑到乐队经纪这方面还是个空白，我可以把这一块做起来，让西安的乐队能去一些城市演出。很快公司就注册了，叫“张冠李戴唱片事务所”，这个名字是“伍个火枪手”的主唱小刚给我的启发。那个时候“枪手”刚录完专辑，想做一个全国巡演，就找到张玮。吃饭的时候，张玮就说这个事你得找双喜，我没时间弄。小刚说，这个事你这样搞不就张冠李戴了吗。我一听这个名字还挺好的。

最终，伍个火枪手乐队的巡演还是我来做。现在想起来，要是让我再做一次，肯定没有那时候的那股劲头。当时决定开车走，这一圈要走20多个城市，算是中国有史以来巡演城市最多、里程最长的自驾车巡演，它创造了很多第一。定计划的时候我反复查线路，从哪个城市到哪个城市该如何走，之间有没有高速路，高速距离有多长，百公里耗油多少，住几天，花多少钱，把成本全部算完。现在让我再那样去做，真是没办法做到。全算完就上路了，其实那段时光是最快乐的，真正带着一支乐队全程巡演，巡演完了又带“伍个火枪手”去北京参加音乐节，我自己掏钱让“伍个火枪手”上杂志，所有的这一切，我真是用心在干这个事。

其实做公司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能够挣钱，只是看你如何去做。但是结果相反，其实那一年一直在赔钱，包括“张冠李戴声音之旅”。我不是第一个做演出的人，但我是最早把西安的声音带出去的人。我要让外边的人知道，西安还有这么多人在搞音乐，而且有那么多优秀的乐队，他们没有精力、没有渠道、没有金钱出去演，但是我可以干这个事。

这个事干完以后，我突然想到了做音乐节的概念。有一段时间跟别人聊到我在西安这十几年，用一个词可以描述：当梦醒来。我2008年做第一次张冠李戴音乐节，就一直在做方案，也研究其他音乐节的文案，都有什么样的乐队，时间表怎么排。每天写，一直想，一直策划这个事。晚上躺在床上构思音乐节的概念，看国外的音乐节是啥样，2002年、2003年去“迷笛”看音乐节是啥样子的。然后就想如果自己做音乐节，舞台怎么样去做，宣传怎么样去做，票怎么样卖，赞助应该怎么样去拉，想得很兴奋的话就睡不着了，起床开始写，写到早晨太累了就睡了。等睡醒的时候，睁开眼的一刹那，回想昨天晚上干了什么，会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没资源，没钱，没有任何人能帮忙，简直是在做梦。醒来的时候觉得一切都那么荒唐，因为只是在想，没有落到实处去做，但是又不甘心，这种想法一直在脑海里。

张冠李戴音乐节

然后，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出现了。2008年12月，“摩登天空”给我打电话，说“新裤子”发专辑要巡演，看我能不能安排西安站。我说行。另外一个负责“牛奶咖啡”的人在电话里说，同一天“牛奶咖啡”也要来西安，你能不能同时安排，因为“牛奶咖啡”挺主流的，如果安排不了，就联系电台下午做个歌友会，你晚上做“新裤子”。我说我问问。挂了电话我想，干吗不做个音乐节呢，刚好这两支乐队都来了，我就给“木马”打电话。他说，他们今年下半年刚好想做个巡演，如果西安能做，他就再走走成都。我又给蔡明打电话，问成都“声音玩具”能不能演？他说刚好区波最近在排练，这么多年都没有演过了，想演一次。他说，我还有俩乐队你看行不行，我给你推荐一下。我问谁？他说，“马赛克”跟“海龟先生”，刚成立几个月，乐队还可以，演出反响也不错，我给你发小样听一下。我一听觉得可以，能演。“新裤子”“牛奶咖啡”“木马”“声音玩具”“马赛克”“海龟先生”“黑撒”……可以凑出十支乐队，每天五支乐队。

开始场地没有选在纺织城，因为我不知道当时西安有个纺织城艺术区可以办演出。“绿洲”说交大有个505体育馆能做，我就找各种关系。有个人说可以把那个场地搞定，给1500块钱。我说行，给了他500块钱订金。最后他搞不定了，500块钱也花了。我说，你今天不给我拿回来，你就完蛋了。结果他把钱送回来了，但是没有场地了。最后通过关系，我找到纺织城艺术区“绳空间”的李世豪，他极力撮合这个事。当时做这个音乐节，是模仿台湾地区的一个概念，叫“简单生活节”，涵盖当代艺术、创意集市、演出、展览。

第一届张冠李戴音乐节有两三千人去看，但是好多人没有买票。那年赔了，我一直欠着设备的钱，但是没有欠过乐队一分钱，只是第一天“新裤子”的钱没有给全，我第二天借钱打到公司账上了。“摩登天空”也很相信我，觉得我挺不容易的。2008年那次音乐节的影响力其实还可以。那一年很多人从音乐节知道了纺织城，两天演出的人流量顶纺织城一年，平时纺织城没人去，场地远，交通也没那么发达。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拉赞助。我不爱拿别人的钱去干事，因为我觉得，你凭空给他去说一个事，他凭什么会给你钱？我觉得要先把事干好，先把品牌做成，哪怕赔两年，第三年大家知道你的品牌，你就有案例了，别人才会心甘情愿地去让你干这个事，哪怕你干得不好，他觉得起码你有能力去干。

到2009年的时候，我还是要继续干，但是规模要更大。从很早我就开始谈场地，谈乐队，那时候我稍微有点儿疯狂了。5月底办的，两天二十支乐队，那个阵容是我从办“张冠李戴”到现在最喜欢的阵容：“痛仰”、“二手玫瑰”、“果味VC”、万晓利、川子、“逃跑计划”、“布衣”……都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乐队和人。但是依然没有那么多钱。一般像这种大型音乐节，都要给乐队打预付款，但是好多乐队相信我，都不提钱的事。基本就是卖了票，然后用票款再去付乐队的钱。那个时候可以倒开，现在做音乐节就不可能了，手里边没有两百万，不敢干这个事。但是那个时候票房很好，而且我用现场卖的票钱基本上把乐队的钱就都付了。2009年从人数、规模、乐队阵容、宣传各方面我都觉得是“张冠李戴”最好的一届音乐节，而且大家玩得也很开心，大厂房都满了。那年还是稍微赔了一点儿钱，但是赔得不是太多。

那一届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做，赔的钱他帮我垫了一部分，等于大家一起在做这个品牌。所有摆摊的东西第一天都卖完了，第二天连康复路卖牛仔裤的人都来了，街上的人都满了。我朋友在那儿卖吃的，到晚上自己都没吃的了。所有人都以为我在那届挣翻了，挣了十几万二十万，其实还是赔钱了。做完那届就商量着说看下半年再做一届，肯定能挣钱，因为这个趋势很好嘛。但是那一届以后，中国音乐节就多了起来。乐队价格飞涨，突然又来了“甲流”，原定9月的演出，换到10月中旬，又刚好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全国都不让搞大型活动。其实在我知道有“甲流”的时候就确定这届肯定要赔了，但是没想到会赔那么多。已经改了一次时间，取消怕对品牌不好，所以硬着头皮干。那一届把我赔得彻底没戏了，过年我都没回家，只剩800块钱，欠了好多账，但是没有欠乐队的钱。

也是在那一年，“摩登天空”开始跟我谈合作，他们想以艺人来入股，2010年在“光圈”办了两场，在纺织城做了一场，都是小规模的。2011年“摩登天空”开始跟我谈品牌收购，也是那一年，老沈找我聊过一次，我帮“摩登天空”做了西安草莓音乐节，还有周庄的民谣诗歌节。2012年的上半年正式确定“摩登天空”收购我西安的公司，变成“摩登天空西安分公司”，同时他收购张冠李戴音乐节75%的股份，但是给我西安草莓音乐节25%的股份，另外给了我一部分现金。2012年我帮“摩登天空”做了镇江草莓音乐节和无锡自然生活节，还有西安张冠李戴音乐节，赔了40多万。但是这个钱是“摩登天空”在赔，因为他们在做这个品牌。“黑撒”的演出也多了，生活就宽裕了一些，2014年年初，我又做了丽江的酒吧。我现在整体更趋于稳定了。从开始到现在，在西安十三年，有十年在为一个事奋斗，而且大起大落，什么事都干过，欠过好多钱，反正挺难的。

第8页 :第二辑 他们和他们的乐队

第二辑 他们和他们的乐队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提起西安的极端金属，说起这些乐队，无非就是这几个名字：“腐尸”“腰斩”“死因池”“206和思想者”“末日”“散杀”。在一部分人眼里，极端金属才是真正的金属音乐。因为它太凶猛了，又不失技术与内涵（如果碰巧有内涵的话），是自我标榜的最好武器。与之相比，在这类人眼里，没头没脑的新金属和朋克简直什么都不是。

——《上了极端金属的床》

在中国，摇滚乐还是一件集体的事情，我们所谓光辉的摇滚之路，就如同通往西天的取经之路，身处其中的我们，乐此不疲地充当那四个人。这没有错，摇滚乐需要集体的力量，暂且让摇滚乐成为集体的事情吧，可是集体并不意味着集体意决，要集体喝啤酒谈摇滚乐，要集体买票看摇滚乐，如果集体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宁愿做集体里的那个叛徒。那个叛徒就是我。

——《摇滚乐里的叛徒》

“腐尸”：答案在时空交错中飘扬

当张磊抱着吉他唱出“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你说你好累，已无法再爱上谁……”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他就是曾经唱出“腐朽的尸体散发出迷人的气息”的腐尸乐队的主唱。

早年间就曾有过一句话：“你可以没有听过‘腐尸’的音乐，但你绝不能不知道‘腐尸’”，一说起西安摇滚就提许巍、张楚、郑钧的，绝对是门外汉，就像作为一个吃货，绝不能只知道山东的大葱和青岛啤酒，还得知道烟台的苹果、乐陵的小枣、莱阳的梨、肥城的桃、莱芜的香肠、德州的扒鸡、周村的烧饼……

腐尸乐队由西安美院学生的吉他手卢小阳于1998年组建，是西安最早的一支极端金属乐队之一。真正人员整齐是1999年，主唱张磊、吉他手许武伟、鼓手吕楠和当时是音乐学院学生的贝斯手祁石加入，吕楠和许武伟不久后退出，新任吉他手王博和新鼓手付斌加入。2001年付斌退出，新鼓手魏华加入，形成了吉他手卢小阳、王博，主唱张磊，贝斯手祁石，鼓手魏华五个成员的阵容。

这时乐队的风格已经固定为传统死亡金属，吉他连续八小节和十六小节的压制扫弦、主唱压路机般的低吼轰鸣，一次次把演出现场变成一场场屠戮，混合在酒精烟草和汗水中，台下观众身体激烈的碰撞与晃动，如同一次粗暴宣泄后的释放。

张磊一直是公认的“西安地下最好的主唱”，传统的水喉唱法泥沙俱下。听唱片根本无法完全感受，好的极端金属乐队一定是要看现场的，尤其在中国，极端金属因为录音难度相对其他风格的音乐更大，所以出品质量多少会受到影响。一支好的极端金属乐队不用伴奏，主唱仅清唱几句，便能通晓其威力，喉咙每秒至少20次振动的频率发出的吼叫足可震慑全场，而“腐尸”，就具有这样摧枯拉朽的能力。

2001年，乐队首次录制并自主发行了500张小样《残害》（Mayhem），这张小样是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在鼓手的录音棚录的，再一听，稳、准、狠。很多一个小节都要录三遍以上的年轻乐队，都可以把吉他、贝斯、鼓当二手家具直接处理了。快，不只是证明技术，也会让作品更加粗糙，这张小样并没有做任何后期处理，所以粗糙无法避免，这其实是聪明的举动，在录音设备有限的情况下，后期缩混反而会让作品的试听感丧失。小样只收录了六首乐队比较满意的作品，是从1999年至2000年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事实证明，这张小样是优秀的。同年5月，乐队举办了小样的首发演出，小样被一抢而空，这在西安摇滚乐历史上前所未有。四年后，我再次拿出这张小样的时候，这支乐队的技术和当时的录音，都让我坚信他们仍是西安最好的极端金属乐队。

两个月之后，乐队赴成都，在“小酒馆”举办专场演出，开始了他们走向全国的第一步。又过了三个月，小样《残害》出现在中国死亡金属音乐第一厂牌“MORT号角唱片”的办公桌上。随后，小样中的作品《毁灭》收录到了“MORT号角唱片”发行的《众神复活1》合辑中。这张发行于2002年的首张中国极端金属合辑，还收录了“冥想之门”“窒息”“施教日”“直线”“呕吐”“杀戮”“六翼天使”“炼狱”“赤旗”“内部腐烂”“冥界”等知名乐队，风格涵盖死亡金属、黑暗金属、敲击金属、力量金属、哥特金属等音乐风格，是中国极端音乐的最高水准。后来的《众神复活》以平均一年半一张的速度发行，截至2013年岁末，《众神复活》已经出了整整八张合辑，成为12年来中国最具经典意义且经久不衰的金属合集、中国金属界最具纪念性的唱片。这首歌也被收录在了成都“小酒馆”的《LIVE小酒馆1997/2002》双张音乐合辑中，这张同样具有中国摇滚里程碑意义的唱片，包含了“子曰”“木马”“阿修罗”等知名乐队，还能惊喜地发现“U235”“小肉肉”“襁褓”“雷神”等那些已经消失却在中国摇滚新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乐队，这让这张发行于2002年的唱片更加珍贵，如果可以用“不可或缺”来形容一支乐队，那么“腐尸”就是这样一支乐队。

2001年11月，乐队参加了《众神复活1》的首发演出和“MORT号角唱片”在天津举办的演出，同时他们的作品被传到互联网上，赢得了大批的歌迷。即便如此，对于2001年的“腐尸”，大家津津乐道的还是“金属打朋克”的经典话题，因为风格的关系，金属与朋克之间似乎有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演出现场常常发生斗殴事件，而这些事件，大多和“腐尸”有关。

2002年，乐队参加了郑州音乐节、重庆啤酒节等重要演出，同时，中国的极端音乐开始有了自己的阵营，豪运酒吧成为北京地下演出的重要场所。而此时的“腐尸”作为为数不多的在豪运酒吧频频露面的外地乐队，终于在2003年签约“MORT号角唱片”，这是乐队的巅峰时期。

2003年的腐尸乐队几乎没有演出，有传闻说他们或许解散了。正当人们准备将他们遗忘的时候，2004年的春天，乐队出现在舞台上，风格没有太大的转变。经历了几场不大不小的演出和乐队重组后，他们开始准备新专辑的制作和发行。

重组之后的乐队第一次演出是在2005年夏天，西安电子城的一个酒吧，一个西安摇滚的party。当时站在台下的多半观众是从未看过“腐尸”演出的，乐队调音的时候，便有早来的观众热泪盈眶，那是一种久违了的早期的摇滚人的特殊情感。当节奏响起的时候，身体也开始激动。当晚演出的乐队实在是太多了，可能是时间关系，调音没有达到最好的效果，乐队没有很好地控制现场，表现出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也不免让乐迷失望。但这是一支在任何一个乐迷心中犹如“英雄”的乐队，是曾经开启了中国极端金属音乐的先驱，观众对此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在演出结束后的饭局上，许多观众都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整整七年，“腐尸”见证了中国极端金属从懵懂走向成熟的过程，从未辜负开拓者的声誉，与这些相比，一场并不成功的演出，倒显得不重要了。

终于，专辑发行的日期临近，这张名为《癫狂的快感》的唱片，再一次让我见到了他们。演出在西安南郊一个可以容纳近千人的场地进行，现场人满为患，暖场乐队请了不少。为了配合“腐尸”的专辑，新金属乐队“检修坦克”临时扮演了一支死亡金属乐队的角色，越来越轻柔的“黏液乐队”则像“活结”（Slipknot）一样把两个汽油桶放到了舞台上，也可能让人更多地想到同样用汽油桶作为打击乐器的北京乐队“液氧罐头”。演出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围着汽油桶敲打，整场演出渐渐有了娱乐party的迹象。到主角“腐尸”上场的时候，这一切已不是事先预想的那样，观众早已筋疲力尽。

乐队更换了演出阵容，除了主唱以外，其他成员都来自其他乐队。不过和之前相比，“腐尸”的音乐更加残忍，吉他riff碾压感更强，鼓和贝斯更快，他们已经由一支传统死亡金属乐队转变成了一支残忍碾核死亡金属乐队。新专辑可能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专辑中19首歌有6首歌来自早期那张叫《残害》的小样，而其他13首歌，除了能够发现“死亡汽油弹”（Napalm Death）“食人尸”（Cannibal Corpse）“殡丧者”（Mortician）等师叔级极端乐队的影子，音乐更加短小精悍、气势凶猛，将这些作品从后往前听，则是乐队7年的音乐历程见证。

我总是对走完的路有一种不堪回首的强迫感。所以“腐尸”也好，其他乐队也罢，每一次回忆其实都充满了艰辛，让自己不敢面对。在台下看到张磊背着吉他从其他酒吧匆匆赶来，以最快的速度上台，唱杨坤、汪峰、周杰伦，唱时下最流行最受人喜爱的歌，我会产生一种时空交错的幻觉。因为嗓子经过历练，唱死亡的人大多唱流行歌都特别好听，张磊就是其中之一，听习惯了之后就会渐渐忘掉他之前的那支乐队，幻觉就会消失。也许大家谁都没忘，只是不想再提罢了，谁知道呢，让答案在时空交错中飘扬吧。

“206和思想者”：上了极端金属的床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提起西安的极端金属，说起这些乐队，无非就是这几个名字：“腐尸”“腰斩”“死因池”“206和思想者”“末日”“散杀”。在一部分人眼里，极端金属才是真正的金属音乐。因为它太凶猛了，又不失技术与内涵（如果碰巧有内涵的话），是自我标榜的最好武器。与之相比，在这类人眼里，没头没脑的新金属和朋克简直什么都不是。

但是后来我发现，真正喜欢极端金属的人少之又少。第一种情况是这样：不喜欢却要假装喜欢。就像你如果想要装垮掉的一代装得像一点儿，就多少得听点儿老爵士，但遗憾的是没点儿音乐功底的人还真听不了。所以备上几张人前听，人走了换刀郎。这是通病，人类的。

阶段性的喜欢可能要多一些，毕竟是新鲜东西。谁生下来也不是摇滚乐的种，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所以新鲜就是喜欢的标准和理由。这是第二种情况。这个世界并不永恒，只是一股风接一股风，这条定律在摇滚乐中同样成立。这样一算，真正的铁杆粉丝一刀切下去只剩一半，另外的一半呢？切一刀依然是这种情况。

由此推论，真正喜欢206和思想者乐队的，肯定也没看上去这么多。

但是标榜自己喜欢206和思想者乐队的，却比我看到的多得多。

追溯到1999年，206和思想者乐队组建，听名字便知晓其风格——这似乎成了辨识乐队风格的途径之一。据说，“206”代表人身体的206块骨头，与“思想者”组合在一起，是身体与灵魂的美妙结合。这确实比把自己宿舍门牌号码和常坐的公交车路线作为乐队名字的方式高级多了。

组乐队和做很多事情都有相通之处，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某个人牵头，找到有相同爱好的另外几个人，如果顺利，就继续找几个人完善配置，如果不顺利就解散重组或者干脆放弃。“206和思想者”属于顺利的，乐队最早是原始的三大件：吉他、贝斯、鼓。这种配置对付其他风格的音乐也许够了，但极端金属有点儿行不通，尤其是以氛围见长的黑金属，一把吉他是不够的，除非能用一把吉他达到两把吉他的效果，但在那个时期，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人并不多。

2002年年底，吉他手王钧、田鹏，键盘手岳祖宏加入乐队，主唱当时年仅20岁，已经拥有近4年的演唱功底，并常常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地推敲歌词。2003年年初，乐队的阵容是最完整的，加入的女主唱也因为有足够时间磨合而更加适应乐队。这是乐队最辉煌的时期。不到半年后，随着“八个半”酒吧的演出场地问题，很多乐队纷纷开始解散，“206”也不例外，先是女主唱的离队，后是键盘手的离开……

大概经过了半年的休整，在这期间，乐队参加了《掩灰的色彩：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1》的录制，携带新歌开始了新一轮的演出，并在中途萌生了录制新专辑的想法。

乐队的风格始终难以定义，从开始的黑金属慢慢向哥特金属转变，又有很重的死亡金属和厄运金属的影子，新专辑解决了这个问题。乐队把风格定义为“严肃金属”这种从未有过的名称。历时一年半的专辑制作，完善了更多乐队自身的想法。在这张名为《殇恨轮回》的专辑中，MIDI音色使得作品史诗感更强，主唱的演唱和过去的演出相比有很多不同，旋律唱腔的比重在增加，整张专辑中的不少老歌也在编配上做了很大修改。收录在《掩灰的色彩：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1》中的《净土》，加入了大量的弦乐及铜管，比以往的版本丰富了许多，其中的女声也被重新演绎，与主唱的唱腔融合在一起，使歌唱赢得了金属与古典的双重赞美。歌词也是一大亮点，文笔华丽，辞藻丰富，意境与叙述兼得，甚至能看到“庸者昏，哀者泣，唯有歌者快，而智者自清”这样具备古典文学气质的句子。但你只能看，不能听，因为不可能听清，极端金属界的唱功还没发展到可以让人听清歌词的地步。

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乐队已经不演出了，同样是生活方面的问题。他们想放弃却不甘心，于是凑钱出版了这张专辑算是纪念。如果说是时机并不凑巧，那么对于摇滚乐来说，时机从没有凑巧过，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乐队因为前途渺茫而放弃，那些曾经活跃在舞台上的乐队如今也已经屈指可数。乐队最终在2006年宣告解散。我记得在乐队的最后一场演出中，有人掉下了眼泪。它让我如梦初醒。摇滚乐之所以让人感动，不就是因为对理想奋不顾身吗？

我们都曾在那些被传统认定虚度的青春泥沼中走过一遭，沾一身泥还彼此鼓掌欢呼。极端金属和青春向来只有间接关系，反正我没办法想象一个人甩着长发用死嗓唱“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就像无法想象杰森·斯坦森突然成了《失恋33天》中的王小贱。归根结底，极端金属只是身体的青春，没办法满足思想发泄。所以死硬派心一凉转身消失在了极端金属的黑夜中，那些没感觉却要自己制造感觉的人一看大势已去，提上裤子上了另一种风格的床。

“脉冲”：幸好，师兄不少

脉冲乐队成员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大。到了我们这个岁数，所有人都在为生存努力，时间充足的人，业余搞搞自己的小爱好，还不能太影响生活，否则不用别人说，自己就“咔嚓”一刀，把爱好给阉割了，还不带后悔的。甭看大家在一起喝酒吃肉的时候感叹昔日的时光，缅怀远去的理想，一旦真的输给生活，那才丢人。

摇滚乐手也是如此。中国的生存压力太大，人到了一定年龄，扔掉吉他穿上西装立马变一个人。虽然中国的摇滚乐历史短暂得还不足以把任何一位摇滚乐手送进坟墓，但将来这些人走进坟墓时，恐怕也不会贴着摇滚歌手的标签。

也有市场的原因。就那么大点儿舞台，哪容得下这么多乐队？摇滚乐再讲究精神也不是慈善机构，摇滚乐手再瘦也得吃饭，MP3取代传统CD之后，唱片公司倒闭的倒闭，大一点儿的，要么退出亚洲市场要么重组。唱片公司都难以为继，市场能好到哪里去。

所以很多组乐队的都是学生，一是因为闲暇时间多，二是吃饭靠家里没压力，那点儿荷尔蒙全贡献给摇滚乐了，或是组乐队或是成为每场演出必去的铁杆粉丝。不过那也只限前些年，这几年可供青少年娱乐的东西层出不穷，也甭指望人家一门心思想着摇滚乐。就算是选择做摇滚乐，毕业后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如果几年前乐队的生存主要靠精神和态度去维系的话，那么在当下，除了更为商业的道路，白手起家，真的是很难了。

如果现在还想找到拿着吉他歌唱理想控诉生活或是喝茶点香假装淡定的音乐人，也只能去丽江这种号称“失败者天堂”的地方了。

也许正是吃够了音乐的苦，才知道生活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周星驰在《少林足球》里不畏艰险的理想主义者形象看起来可笑，这真是现实社会的缩影。剩下的人，顶多是他的师兄们。

幸好，师兄不少。“脉冲”的吉他手杨谅开了间酒吧，布置了演出舞台，供乐队演出。在“脉冲”之后，他加入了一支叫“琥珀”的后摇乐队，这是近两年西安为数不多想做好音乐也有能力做出好音乐的乐队之一。2012年7月，我在“光圈”谈完演出事宜后来到他的酒吧。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整整4年，老男人见面没有电视剧中那样矫情，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还是变得柔和起来。聊了很多往事，主要是人，挨个细数，谁谁谁现在怎么样，谁谁谁现在做什么，谁谁谁现在去了北京，谁谁谁去了外地又回到了西安……似乎过去的人都成了我们的老朋友。那些随着时间消逝的回忆又一次浮现在眼前，桌子上的空酒瓶越多，被提及的名字就越多。聊到他的生活，关于现在的乐队“琥珀”，他想说的不多，更多的是陪伴了他近8年的“脉冲”。他还说，他们想把乐队重新组起来。

师兄，果然不少。

脉冲乐队最大的变化发生在2005年左右，他们完成了从新金属向EMO的过渡，进入乐队调整后的最佳状态。事实也证明，屈指可数的几场演出之后，他们成了西安EMO乐队的领军人物。新更换的主唱李超是我的老朋友，随后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多了起来。记得张学友的《雪狼湖》在西安上演的时候，我俩还因为体育场没有空调这种无厘头的理由转让门票。他加入乐队之后越来越腼腆且成熟。吉他手杨谅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枯燥的演出路上讲段子为大家解闷。贝斯手李楠可能是乐队中最腼腆的，另一个吉他手吴鹏也差不多。乐队最有“凶”相的鼓手林魁有洁癖，2008年的一场外地演出中，我俩住同一间房，为了不破坏他的习惯，我只得把乱七八糟的行李放到乐队其他人的房间……这些过去的日子，已经回不来了。

脉冲乐队成立于2001年，到2006年为止。存在五年以上的乐队在西安已经为数不多，解散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乐队组建初期的风格是新金属，带着原始摇滚乐的态度，带着国外大牌新金属乐队的音乐节奏。作为当时西安屈指可数的新金属乐队之一，他们也是受欢迎的，撇开音乐不谈，在当时，存在比音乐本身重要。

在“八个半”酒吧终于失去防空洞之后，西安的摇滚乐开始走下坡路。“脉冲”和大多数乐队一样，面临的困难不单单是没有合适的演出场地，还有人员的变动。2003年，“脉冲”更改了配置，采用了双主唱，却不成功。以这种形式体现类似风格的音乐，大家都还欠缺经验。后来，其中一个主唱离开，乐队成员也相互做了音乐上的让步。

随后乐队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些演出，直到2005年，乐队因为主唱的离队而搁浅，在这期间，了解他们的人对他们怀着更多期待。很快，乐队有了新主唱，并在人员更换后开始排练。我知道他们换了主唱和风格，也从朋友口中听到关于他们的一些近况，但我并没有因此去看“脉冲”的排练——该来的总会到来。

乐队于2005年冬天开始一些小范围演出，而我终于在2006年的夏天看到了乐队更换人员以来的第一次演出。主唱在舞台上是羞涩的，而两把吉他也在对位与和声进程上展现着乐队的成熟，在EMO大潮到来的时候，他们终于开始崭露头角。

六年时间，哪怕不能成就一支优秀的乐队，也会让他们从中获得对生活与音乐的经验和态度，并有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这是理想的魅力所在。“脉冲”在努力进步，在一点点成熟壮大。乐队变换了音乐形式之后，会更加冷静地审视自己，通过不断尝试让音乐变得丰满，也让情感更自由地流露。

2007年，他们录制了自己的EP，在EMO的框架下，掺杂着Ambient、Funk、Indie等更多风格元素。在最后一首歌中，我恍惚看到了Post-Grunge的影子。

“No Name”：西安第一支朋克乐队依然存在

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确信80后确实老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一群朋友在我家聚会——无非就是喝喝酒听听音乐聊聊天什么的，如果能有个饭局就更好了，遗憾的是我不会做饭，出去吃又没有家里的温馨感，于是他们都吃过饭从家里赶过来。还有几个90后，我们边喝酒边聊天，聊摇滚乐，聊喜欢的乐队，并互相推荐歌曲，同时感叹现在网络资源发达，几乎所有你想听的乐队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解决，重要的是，多数免费。这和之前可不一样，要想听到更多的摇滚乐，只能带着积攒了几个月的生活费去买打口带，买回来还得自己修好才能听。聊到打口带，我们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沉醉在十几年前的打口生涯中，几个90后完全听蒙了，完全无法想象摇滚资源竟然有过如此贫乏的时期。

猛然间，我感觉自己像是从一个时代走进另一个时代的老人。

酒过三巡，该聊的也聊完了，该听的也听完了，我们看时间尚早，就找了一部中国摇滚纪录片来看，片子是张扬和他姐姐罗拉拍的《后革命时代》，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摇滚电影。第一次看是2004年，朋友从北京帮我刻了一张，还收了我五块钱，说什么兄弟归兄弟、生意归生意之类的废话。

影片刚开始不到十分钟，画面上出现了几个Old School打扮的朋克青年，留着鸡冠头，脸上打着钉，穿着全是钉子的大皮娄子。几个90后看了看，问我们：这是什么呀？我感到惊讶，告诉他们：那两年的Old School朋克全是这种打扮。他们惊讶地说：原来以前的朋克这么土啊，现在谁还这么穿啊。

猛然间，我又一次感觉自己像是从一个时代走进另一个时代的老人。

其实我从没有认为这种打扮会过时，即使听过几个90后的感叹也不这么认为。他们一般把两边的头发剃光或者剃成有象征意义的图案，露出青色的头皮，在中间梳起10-30厘米的鸡冠头，穿上磨出窟窿、用丙烯画满骷髅或其他图案的牛仔装和皮衣，有时候则缝上几片豹纹布，再有时候则是把大量的金属钉子钉在衣服上，T恤一定是破烂的或者大领口，女人则把裤袜抽丝，眼影、嘴唇和指甲都是黑色的，脖子上、手上戴着镶钉子的皮环，脸上穿洞挂环……

恍惚中，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打扮确实消失多年了，他们没见过很正常。

这种打扮随着1998年年底西安第一支朋克乐队“愤怒的旁观者”成立到来，2005年开始走下坡路，止于2006年。后来主唱姚睿把乐队更名为“妖蕊”。此后的很多年，我听到有人说，姚睿没有大红大紫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实际上，姚睿在新世纪的开始，已经大红大紫了。因为他组建了西安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朋克乐队，那个时候，朋克是比其他风格时髦的东西——时装的时髦。

更多的人开始受影响，从听众发展成乐手，从音乐过渡到服饰——或者相反。现在回想起来，有一段时间，姚睿在享受西安朋克第一人的称谓。我对排名没有概念，且这个“第一人”如果不是姚睿也会是其他人。随后，朋克乐队开始增多，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潜”和第一支女子朋克乐队“冰淇淋格子”，大量的演出使得他们积累了大量的歌迷，这使得“妖蕊”不再孤单，西安朋克乐队有了自己的圈子。飞扬跋扈的朋克精神与音乐风格让他们与其他风格的乐队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尤其是与金属乐队，以至于他们最终与金属划清了界限。在那段时间里，朋克与金属水火不容，由相互看不惯升级成捍卫音乐的战役，这已经不是个人的事了，而是摇滚乐的事。遗憾的是朋克青年普遍偏瘦，金属青年身体壮实，实力悬殊太大，朋克吃了不少败仗，毫无骄傲可言，乐迷看清了战局，渐渐地都朝金属转移。

这些事情后来被人口口相传，成为越来越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是朋克并没有完败，毕竟这场战役让姚睿的名字人尽皆知。妖蕊乐队解散之后，主唱又在2003年组建了一支叫作No Name的乐队，“潜乐队”的朱涛加入担任贝斯手。整整一年他们都在排练，直到主唱分别以No Name乐队和妖蕊乐队的名义，在年底发行的《掩灰的色彩：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1》中发表两支单曲，人们才恍然大悟：乐队并没有解散。

直到2004年春天，No Name乐队才有了首次正规意义的演出，几年过去，大家早已经忘记了朋克与金属的隔阂，当音乐响起的时候，都奋不顾身地加入了pogo的行列。

2004年，朋克音乐大势已去，新金属卷土重来，乐队在这时候加入了新的吉他手后，交了一张满意的答卷——首张小样We don't need that shit!发行了。随后，乐队开始在南方一些城市巡演，包括广州、昆明、深圳……

巡演完毕，乐队重新调整了阵容，开始了新的排练和演出，于2005年初形成了双吉他的阵容。好景不长，在参加完几场小型的演出后，乐队又进行了人员调整。

从“妖蕊”到“No Name”，实际上也只是更换了乐手和名字而已，人员的频繁更替确实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可是对于青春和摇滚乐，对于享受这种过程的人来说，也许并非如此。野心勃勃的主唱姚睿并不满足于本土的小型演出，他看到了摇滚乐的地域局限。2006年年初乐队形成最终的阵容，同时录制了第二张小样Get Free，在这张唱片里可以找到一些街头朋克的影子。2006年中旬，乐队参加了北京、上海等地几场大型的演出后，进行第二轮小型巡演，同时与国内唱片公司“摩登天空”签下首张专辑的合同，主唱也因此去北京寻求发展，放弃了原来的乐手。

2006年7月，乐队首张专辑Sick and Tired...在欧美发行，专辑因为融入中国传统乐器演奏在欧洲大受好评，乐队随之迎来大量的演出。10月，“摩登天空”发行专辑的大陆版，五个月之后，加拿大Punk Mania公司再版发行这张专辑，紧接着One Voice唱片公司和日本人民唱片代理发行这张专辑，乐队进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日本市场，乐队在整个2008年都在多个城市巡演。遗憾的是这并没有给乐队带来足够的收入，短暂的风光过后，2009年，主唱姚睿又回到了西安。

十年过去了，姚睿可能是西安摇滚历史上最能“折腾”的人，而折腾正是朋克精神所在。十年一轮回，重新回到出发原点的他不知做何感想，只是他的确慢了下来。乐队随着他回到西安，所有的名誉戛然而止，就像按下电源开关一样干脆，加上过去的两年在西安市场缺席，舞台的残酷之处再一次暴露出来，人们只是知道他在国外出专辑、国内巡演的消息，那些事迹再光辉，可毕竟没有亲眼所见，或许外人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那些以前站在舞台下面挥舞手臂、晃动身体的人早已经变了，摇滚乐只是姚睿的一厢情愿，他还在坚持，2012年开始，他不间断地选择参加一些大型演出，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冒出来。

第9页 :第二辑 他们和他们的乐队（2）

“散杀”：从散沙开始说起

老听到有人抱怨：现在西安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死亡金属乐队了。

准确点儿说，连不像样的都没有了。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不只是死亡金属，就连朋克、流行、民谣、说唱等其他风格的乐队，也都在大片地消失，乐队消失（解散）每天都在发生，如果一定要划分年限，则要数“八个半”失去防空洞后的2005年与2009年最甚。2009年之后，确实看不到任何一支死亡金属乐队的现场了。对摇滚乐来说，这是莫大的损失。

我曾说过，在西安，大家常常提起的黑死金属乐队无外乎“腐尸”“死因池”“腰斩”“206和思想者”，就是这几支乐队，占据着中国暗黑音乐的半壁江山。中国的暗黑乐队大多集中在北京，而这几支乐队的影响力与北京平分秋色。除了这两个城市，在郑州、南昌、香港等地分布的黑死金属乐队，已寥寥无几。对了，还有一支叫“散杀”的乐队。

在我看来，这支老牌的黑死金属乐队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喜爱。

乐队成立于2001年10月，起初的名字叫“散沙”，就是一盘散沙的意思，这有点儿违背起名规则，好在摇滚乐队起名字也没有必须遵守的规则。乐队的本意是希望能团结起来，不像一盘散沙一样。不过出师不利，第一次演出便以失败告终，有闲言碎语出现再正常不过。紧接着就有成员退出，乐手之间也多了一些矛盾，这都不奇怪。尽管2000年的摇滚乐还贴着穷苦的标签，但它从没有失去名利的野心，如此对立却统一的关系似乎可以展开哲学论述，但没必要。这成了一切矛盾的源泉，和诸事一样。最糟糕的是乐迷对乐队存在成见，这种情况在西安乐队中并不算少，他们不是特例。乐队与乐队之间、乐迷与乐队之间、乐迷与乐迷之间的成见，是摇滚乐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太琐碎，一定会有更多人饶有兴致。

再次看到他们的演出已经是两年后了。2003年冬天，乐队小样的首发演出。中间这两年，除了一些亲朋好友，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乐队一直没有停止创作和排练。有不少朋友在演出前帮他们捏着一把汗，大家都知道这次演出的意义所在，如果失败，虽不意味着乐队将无法继续，却会进一步阻碍乐队发展。2003年的西安，是重型的天下，任何一支乐队的出现都会引起关注，任何一场演出都会引来无数话题，那是摇滚乐的另一个黄金时代，好与坏都摆在台面上。

更多人不在乎两年前发生了什么，有颗平常心，也自然不会失望，做一个出色的观众比做一支好乐队简单得多。演出是成功的，小样到底卖了多少我不知道，但音乐上已经算得上出色。传统的黑金属，吉他的成分很多，氛围稍差了一些，不过这些在录音中通过采样得到了补充，和同类型乐队相比，“散沙”的音乐在技术难度上要小一些，这为他们的现场减少了障碍，但也和乐队自定义的风格形成了距离。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紧接着乐队制作了自己的MV，开始更多的演出。乐队首张小样的制作是继走了乐队小样后，在西安录制水准很高的一张唱片。《我爱摇滚乐》《极端音乐》，还有当时一位叫作小猫的朋友策划的《西安地下音乐合辑》中，都收录有他们的歌曲。朋友帮了不少忙，但这一切，并没怎么影响乐队在观众心目中的位置，参差不齐的技术和现场发挥仍然限制着他们。

2004年，《掩灰的色彩：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1》全国发行，里面收录了乐队的一首新歌《死亡时间》。乐队之前将名字更名为“散杀”，这似乎代表了新歌的方向，更为直接、凶猛，风格开始朝死亡金属转变，舍弃了最不擅长的氛围是聪明之举，但技术的限制却让这种选择更加危险。也许是过渡期的作品，结构不够完整，内容也不够丰富，直接和凶猛很容易被时间打败。与其他乐队在合辑中的出色表现相比，“散杀”似乎面临着新的问题。

乐队的状态是好的，只是变得更容易满足，音乐的脚步缓慢下来，虽然那段时间涌现了大量的作品并不断演出，但乐队对于新风格的把握不稳定，技术上存在问题，他们太想证明自己，以至于没有停下来站稳。当乐队2006年夏天开始全国巡演的时候，知道消息的人是惊讶的，实际上，他们还不具备全国巡演的实力，更多的人对全国巡演一无所知。据说巡演并不顺利，中途成员出现分歧半路折回，因此不得不放弃西部力量摇滚音乐节的演出。乐队进入了搁浅期。正当人们不再关注乐队的分与合，连花边新闻都懒得提及的时候，乐队又重组，熟悉他们作风的人早就意料到了，毕竟在这短短的几年里，乐队坚守的态度让人认可。

而我所知道的重组后的“散杀”，招回了首任吉他手后，因找不到合适的鼓手而用鼓机代替，这被认为有作弊嫌疑，操作鼓机的人被笑称为“鼓机手”，虽然场面多少有点儿不好看，但音乐因为技术的满足而提升。鼓的技术性问题解决，乐手的磨合更为方便，音乐多了一些细节上的处理，结构上仍显保守。

2008年，乐队终于再一次鼓起勇气上路，开始接受一些外地的重要演出，南京的金属联盟音乐节、北京330金属节，以及成都和重庆的专场演出，音乐节这种东西，以前放在履历中管用，现在就像毕业证一样什么都代表不了，说到底，如果“散杀”要继续超越自己，超越节奏与嘶吼，让音乐而不是身体打动人心，必须从作品上提高自己。

“走了”：像极了原始哥特的后朋克

每一次提起“走了”这支乐队的时候，我的兴奋绝对不亚于每一个喜欢或者讨厌他们的人。主唱李焱，来自宁夏，有1米8以上的个子和干瘦的身材。贝斯手双喜（前任是李雪涛），曾经是西安摇滚演出的主办者之一、“张冠李戴”经纪公司负责人，现在已经是张冠李戴音乐节的主办者和黑撒乐队的贝斯手。鼓手黄星，宁夏人，在与主唱相识之后加入乐队。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刚刚换了贝斯手，并且第一张小样也在紧张有序的录制当中，那两个月是在 “金丝猴”陪伴下度过的，这让我想起同等价钱的软“兰州”，也让我想起一幅画面：李焱从牛仔裤里拿出早已经揣弯了的软“兰州”，两只手弄直，放在嘴上，点着……回想起来，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仍然记得在他们的小样首发式上，录音师兴冲冲地说：这是西安有史以来最精良的一张小样。是的，这张小样在当时是最出色的，他们的朋友小猫也在给某杂志的文案中这样写道：无论怎么看，这张小样都像极了某个乐队的正式专辑。

大概是2003年，李焱住在美院旁边的二府庄，我和小猫去他那里拿被子，本来想听他说说小样的事儿，但是他没有说。他电脑里放着其他乐队的歌，评论说和国内某一支乐队像。

我不知道当时或者更早以前，有多少人喜欢他们或者讨厌他们，但肯定都不在少数，前者可能把自己对他们的喜爱埋在心里，后者则勇于说出观点。如果是这样，前者似乎要比后者多一些，2003年的西安，仍然是一个崇尚重型的城市，对于其他风格的乐队，大家需要时间接受。

他们本身的定义是后朋克，但更像极了原始的歌特：鼓来打底，吉他的铺垫，贝斯来穿插。这更像主唱本人的乐队，他们有太多好的歌词和动机，足以打动每一个在场的人的心灵，它可以让你瞬间颤抖，体温骤然下降，然后迎接更多突如其来的悲伤。主唱则是敏感的，他只是抱着琴，永远穿着一件大许多的外套，弓着背唱出一个又一个和自己相关或者不相关的故事，他过分地在舞台上抽搐，这种做作换来的不是唏嘘，反而是更多的感叹。音乐更加充分地表达，在节奏急促的时候，有人跟着一起双脚离地跳跃；在抒发感情的时候，有人不由自主地踮起脚尖。同时主唱又是沉默的，除了歌唱之外，和嘴有关的只有烟和酒。他让足够多的女孩子兴奋，而这些女孩子因为这个主唱，更加喜欢这个悲伤的乐队。

主唱李焱不是我或者许多人猜测的那样，生活中的他爱说爱笑，不管他是快乐或者悲伤，总在谈话中有意无意地插入自己对音乐的感受，一种对音乐的坚持和对生活的热爱，同时出现在他的内心深处。

小样只发行了200张，李焱向朋友借了一点儿钱。可就是这200张制作精良的小样，在西安销售得却异常缓慢。出于坚持和热爱，这点不如意显得微不足道，人们的非议少了，但是非议后，抵抗还在悄然继续。

后来，他们的现场比以往活泼，他们的生活比以往拮据。有人说，他们像“木马”、像“拆”……关于中国这样的乐队，人们的评价总是如此“正常”，但愿听众能看到更多的不同，看到感情，看到态度……对于他们，有时候内心的敏感和混乱才是良药。身处平静的人们，好像不该说得太多。

2003年10月，乐队在进行了西安、南京、成都三地巡演后宣告解散，在此次巡演中，剩下的多数小样销售一空，得到了无数的赞扬和肯定。2004年夏天，他们录制的最后一首作品收录在《掩灰的色彩：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1》之后，乐队正式解散。乐队解散之后，李焱闷头做起了电子乐，在摇滚现场见到他的机会越来越少，他说他已经厌倦了乐队这种形式。也许对于他来说，一个人做音乐可能是最无奈的选择，好在，他还没有放弃。

“XXX”：摇滚乐对不起他们

如果你了解2003年到2006年的西安摇滚乐，那么一定听过XXX乐队，在外人眼里，摇滚乐的确算是奇怪的东西，所以摇滚乐队的名字也千奇百怪，“XXX”，如果后面不带“乐队”俩字，如果这个名字不是在摇滚乐的范畴，很容易让人理解成书本上的“此处省略几百字”或是类似“X你妈”这种现代人越来越扭捏作态而不愿直面写出的脏话。当然，念的时候就会说“叉叉叉”，一点儿都不好听。

名字好不好听都是其次，只要作品好听就可以了。我记得他们第一次演出是在2004年，西安南郊电子城的一个酒吧。音乐算不上多么饱满，却很有新意。那时的乐队大多是新金属、黑金属、朋克、流行这种传统的风格，“XXX”则比较复杂，另类、病态、哥特多种风格一拥而上，可见其野心。作为西安少有的此种风格的乐队，他们必然受到瞩目，台下的观众并不多，但肯定有人在演出之后喜欢上他们。主唱在真假声之间转换，歌词很简单。他们应该是经过了多次的排练，但仍然让人感到主唱的随意，这是作品结构控制得不够好的原因，细节上有些突兀的地方，然而就是这样的突兀，填补了结构的平庸。吉他担当了“劳工”的角色，承担着制造大量噪音的工作，缓慢却不失凶猛，很容易让人怀疑是不是调音师出了问题。相比之下，鼓和贝斯就要简单得多，贝斯是有点儿单调了，脚下七八块效果器在视觉上挣足了面子，没人关心它的真正用途——事实是我在现场确实只听到了一种音色。鼓则承担着整个音乐的律动，机械、冰冷，简单得可怕，简单到任何一个鼓手都可以完全胜任，但是感觉是模仿不来的，这种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东西，竟让我在瞬间感觉这个鼓手已经无可挑剔。

其实演出并不是很完美，观众有点儿蒙，这种反应和作品本身没关系，是因为风格和主唱的表现，观众不知道如何定义这支乐队，反正和任何一支乐队都不一样，观众见识有限，所以反应平平。

那时候我把他们叫作“老乡乐队”，除了吉他手来自河北，贝斯手、鼓手、主唱都来自青岛，并且他们都在同一所学校。作为乐队事务核心的吉他手，应该是那几年西安乐手中学历最高的一位，在2000年以前就一直关注西安摇滚乐的发展，几乎每场不落地看演出，受到感动。早期的乐手都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在内心根植了地下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是对待生活强硬、不断坚持，等等。在每一场演出之后（不论是自己演出还是看其他乐队演出），总有人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以音乐的名义聚会、喝多、天亮坐公交车回家。这种生活，比演出现场来得欢乐。

而乐队的主唱，在后来被一小部分人认为是西安最好的主唱之一，大学之前就在一支颇有名气的乐队做键盘手，这段经历很少有人了解。这两个人是乐队不可或缺的，在日后的乐队人员更替中，他们始终存在。

然后是不断地演出，他们需要利用现场给观众建立印象，在演出中积累经验。真正取得成效的演出是在2005年10月的红河谷音乐节上，这次不算成功的音乐节却成为乐队的里程碑，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他们，除了音乐之外，还有每次现场他们统一的演出服：黑色的短袖衬衣绣着三个红色的“XXX”。

随后便是整理音乐，人员的更换，第一次，第二次，形成现在的阵容。

他们的现场不好用文字来表述，有对国外一些罕见乐队的模仿，吉他一遍又一遍地叠加，使之完整，为了强调节奏，鼓更是加大混响。贝斯与其说是延续了简单的风格，还不如说是没有成熟到可以复杂的程度。他们甚至在每场演出前和调音师争论，调音师则冒着音箱过载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满足他们。

音乐开始完善，有人说他们的音乐像极了国外的某个大牌或是国外众多大牌的拼贴版，再后来更换了技术更好的鼓手，新的贝斯多了一些变化。2005年下半年到2006年整整一年中，“XXX”成为西安演出最多的乐队，现场成熟，并在寻求超越的可能性。演出经验让乐队现场更加整齐而有力量，而他们在观众的心目中也因越来越凶猛的现场和统一的装扮而被神化。

此时此刻的他们也更加自然。我们总在演出后到回民街喝酒，主唱和吉他手是两种性格的人，但有聊不完的话题，常常是半夜三点，我和主唱提议换场子去唱歌，然后从回民街出来，在钟楼被吉他手制止，他还是更愿意吃烤肉喝啤酒，KTV似乎不属于他，我们只得再原路返回。这样的事情出现过很多次，吉他手从来没有被说服过。

随着演出的增多，一些突如其来的机会也让乐队崭露头角，饭局上被谈论，演出现场被乐迷拉关系，被无关的人跟风，原本不喜欢他们的，也开始盲目追随。以至于让我有了错觉，或许，摇滚乐就是如此。

其实他们仍可以继续影响更多的人，只是突如其来的理智占了上风。大学校园是摇滚乐的温床，这里滋生了太多的乐队和乐手，但也仅仅局限于校园，不会再有2000年左右的树村，那些租着廉价民房心存音乐希望的人都成了傻小子。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摇滚乐对于他们不是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仅仅是大学生活的业余爱好（付出太多努力的爱好），青春的过客。所以他们解散得理所应当，理由充足——大学毕业，摇滚乐不再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要是继续排练演出，就必须放弃其他的东西——进入社会生活更重要的东西。以至于如果继续下去，倒成了摇滚乐对不起他们。

这个逻辑一旦成立，摇滚乐就成了理想的反动派、挡车的螳臂。多少前仆后继的乐队名字只能刻在摇滚乐的耻辱柱上，理由是，既没有做好音乐，也没有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所有未成功的乐队和音乐人都将被当作反面教材，出现在杂志和大屏幕上，人们羞于和摇滚乐为伍，反对的广告语都想好了：一切摇滚乐都是纸老虎。最好再找几个典型人物做几个声泪俱下的专题，就叫：摇滚伤我最深。

你还别说，这个时代好像还真是这样。

“伍个火枪手”：没有尽头

对于伍个火枪手乐队，我最乐于回忆的年份要算2004年，事件是他们集体搬家。具体是几月想不起来了，只是去过那里的朋友回来之后都异常兴奋，兴奋点大概是：房租便宜、民风淳朴、可以排练。随后就会提起他们，说他们租了一整幢楼，生活乐无边，眼神中充满了羡慕，纷纷想效仿。

这个地方就是南窑村，现在早已不复存在，和很多村子一样，没有逃过城市改造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楼房，但越是这样，人们的记忆越深刻。这个村子紧挨着南三环，对当时的西安来说简直就是郊区，一家网吧都没有，晚上7点之后连公交车都没了，好在离有公交车的地方不远，往往是在村口花3块钱坐“摩的”，再去附近的车站换乘。

我在2004年6月帮朋友搬家去过那里，比起城市里的那些村子，这里是另外一种模样，楼房普遍低矮，没那么集中，人也没有那么拥挤，饭馆里的菜很便宜，晚上10点之后就陷入寂静了，还能听到虫子的叫声。

朋友搬过去是因为新组的乐队，主唱和鼓手从宝鸡赶来，所以他选了一个只有两层楼的院子。一楼是房东的，房东不常在这边。二楼一半是四间房一半是天台，三层整个就是天台。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常常有家不回和他们厮混在一起，这里的夜晚比城市更黑，夏天的风吹在身上也更凉爽，因此多了一些浪漫的色彩，我们就在天台上弹琴唱歌，12点之后下楼睡觉，原因是房东规定所有的敲敲打打不能超过晚上12点，否则会影响邻居。

四间房子他们占了三间，还有一间空着，朋友希望我搬过来和他们一起住，7月，我拖着全部家当——一个行李箱，住了进来。我和朋友常常在下午起床之后，去距离不足100米的“伍个火枪手”的院子中蹭烟抽。

“伍个火枪手”租的是一个五层楼的民房，除了乐队自己人，没有其他人住，所以显得空旷，豪宅范儿十足，当时的乐手还在为每月的房租发愁的时候，人家早已经“奔小康”了。一楼是他们的排练房，面积很大设备也很齐全，一个乐队拥有自己的排练房在当时也是罕见的事情。白天他们经常不在，我和朋友就去一楼逗狗，去当时的吉他手房间里看电影打发时间。

熟悉他们的一些朋友常把这个地方称为“大院”，这还不是最让人觉得亲切的。多数的作品和这时的生活有关，他们早已不再年轻，当青春逝去，摇滚乐作为依靠荷尔蒙存在的音乐形态其艰难可想而知，回忆也自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美好。所以他们写出了“孤独的人，背着那仅有的残次的梦想”“我孤注一掷冲向天际，经历风雨毫不顾忌，只为了抓住一点点，儿时幻想过的美丽”。孤注一掷，就是他们那个时期的生活，虽然是局部的，但“作品能够感人，就是因为它在某个生活的瞬间， 直接地体现了浓缩的青春”。

不过乐队改名为“六个火枪手”更为合适，因为也是在那一年，新增加了采样已使他们成为六个人的阵容。五个人的“伍个火枪手” 组建于2003年年初，风格以硬摇滚为主，往上追溯，则和一支叫“硕大的苹果”的乐队有关，对于很多人来，这是个陌生的名字，在了解它的人看来，这就是“伍个火枪手”的前身。

还没认识他们之前，关于乐队的传闻已有很多，他们的技术则是公认的。传统的硬摇滚对乐队整体技术要求更高，更何况还需要好听的旋律支撑。作为技术上屈指可数的乐队，他们依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开始的时候，许多人嫌他们不够时尚，于是不喜欢；在了解技术之后，又会有人嫌他们的音乐不够新鲜，还是不喜欢。音乐确实无国界，却有新旧，新一代的金属乐迷早已从“唐朝”“黑豹”的老金属节奏中脱胎换骨，取而代之的是以“软饼干”（Limp Bizkit）、“林肯公园”（Linkin Park）和“科恩”（Korn）为代表的新型金属。音乐不断演变，新金属取代老金属只是风潮，和音乐好坏无关。可乐迷却不这么认为，耳朵的释放与身体比起来简直无关紧要，耳朵需要时间培养，需要以音乐知识驯服，身体就简单多了，难怪乐迷喜欢更加气焰嚣张的音乐风格。

或者可以这么说，不是他们的音乐不够凶猛，而是不够迎合。市场需要新的东西，他们偏偏做老；市场喜欢靡靡之音，他们偏偏硬朗；市场需要身体，他们偏偏要走进你的内心。当太多的乐队口口声声喊着要坚持做自己的音乐的时候，“伍个火枪手”早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成熟的已不仅仅是音乐，还有内心，音乐的成熟用技术来证明，内心的成熟则需要更多的思考和生活经历。

和太多乐队不同，组建后的“伍个火枪手”并没有参加所谓的“地下演出”，而是直接参加了更具商业意味的第二届冰红茶全国乐队选拔赛。2003年夏天，他们一路过关斩将，荣获陕西赛区初赛、复赛第一名，西北半决赛第二名，进入西北总决赛。总决赛上，他们是李宗盛最喜爱和看好的乐队。后来我相继听到了一些传闻：“冰红茶”以后，他们签约滚石唱片公司，每个乐队成员每月都有固定的工资。而实际上“滚石”只买了乐队一支歌而已。也许这让他们看到希望，可市场远没有想象的成熟，所谓的荣誉并没有给乐队带来更多的东西，充其量只是打在水面上的浪花，一切如往日。

在乐迷眼中，他们的演出少之又少，整个2004年应该是乐队演出最频繁的时候，只是他们大多活跃在学校和更商业的音乐节中。

从2005年年初到2006年夏天，历时一年半，首张专辑《你会变成谁》由西安“时音唱片”出品，乐队并没有因这张唱片的发行获得更多的利益。在当时，人们似乎没有办法想象通过摇滚乐发家致富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在当时不算是问题，重要的是不断地前进、拓展，以及在过程中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而这张唱片，除了是对乐队成立三年的总结外，也带来了更多机会。

随后，他们一步都没有停息，带着新唱片开始了全国巡演，开着自己租来的车，经过了中国的大小城市20多座，成为当时中国路程最长的自驾车巡演，王非以随行记者的身份拍摄了大量照片，用镜头记录音乐，用音乐记录生活。

巡演结束后，乐队参加了一些重要的音乐节，消息减少。主唱和贝斯手去了北京，因为脱离了舞台，传闻他们一定是解散了。我也只是从朋友的口中得知一些乐队成员的近况。

2013年11月，我从微信朋友圈得知他们录制新专辑的消息，看到了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并感到激动。摇滚乐的环境一直在变，因为不是生活必需品，摇滚乐队似乎没有长期存在的理由，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也许根本无须解决，在年轻有激情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把这些问题当回事，那是因为知道该如何选择。就在这本书临近出版的时候，乐队第二张专辑《没有尽头》也正式发行，距离他们发行第一张专辑已时隔八年，掰着脚指头也能想明白，这中间绝少不了磕磕绊绊。摇滚乐没有秘籍，他们在这条路上前仆后继。

“Another”：青春啊青春

这支乐队一开始组建的时候，我就听说他们了。可能是我们离得比较近的缘故，那两年，我的主要活动范围也在北关，那个地方经常出事，晚上我一般不太出门。

那时我和一帮人无所事事，去网吧上网，在语音聊天室装出一副东北腔和天南海北的人对骂。周末去看看演出，和绿洲音乐网认识的朋友到处找酒喝，去政法学院旁边的“乐图”选唱片。只有这个时候，我才会在路边的电话亭里给主唱打一个电话，问他还知道不知道新鲜点儿的唱片店。

那时候，我还没看过他们的任何一次排练和演出。乐队组建的时间是2003年7月，人员整齐后便开始排练，中途换过一次吉他手。超负荷的排练（每天排练时间不少于八小时）使乐队人员经常生病，比如大出血、频繁呕吐等——当然，这只是我众多玩笑中的一个而已。热爱他们的观众看到这几个勤奋的年轻人在西安最热的两个月（气温高达40度）中，以执着的态度、以自己的方式做出的成果。

不知道消息是如何走漏的，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会说起他们：咦，那个谁组了支乐队，知道不？

我当然知道。乐队的排练房在龙首村，西安北郊的一个村子，说是排练房，只不过是被简单包裹起来做了隔音的民房而已。那里没有成群结队的乐手和文艺青年，更多的是民工和他们的妻子。我知道，西安这样的村子为数不少，能租民房用来排练的地方却不多，他们的房东当然也不例外，只是有条件地接受了他们的噪音。据说那时候他们的衣服多半是房东帮忙给洗的，而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最终也没有被证实。

两个月后，我看到了他们的第一次演出，那是初秋的一个雨天，当我挤上“八个半”（演出场地）的二层楼，躲在吧台的侧面倒出鞋里的积水的时候，“Another”上台了，他们是那样的不经意，没人注意他们，当叫好声和掌声开始从台前蔓延到台后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带来了自己的“铁托”。鼓点响起的时候我惊讶了一下，典型的三件套，朋克式的，快速且密集，人群开始骚动。当吉他响起的时候，我知道他们还是没有做到承诺给观众的哥特，但人群已经被撞出了一道口子，pogo开始了，许多人的身上还是湿的。贝斯的低音开始不正常，明显是调音的问题，仅有三个月的琴龄，他明显控制不住音乐。这时人群开始升温，大家已经不再计较风格，这次演出就是成功的。细节体现得很好，主唱让我看到了希望，虽然他的嗓音奇怪且牵强，但毕竟是发自内心的。

“Another”并不是传统的，风格融合得不够好，每个段落各自成风格，虽让人惊喜，但略显凌乱。他们既不完全是朋克，也不完全是哥特，没有办法和其他乐队放在一起。他们对现场太不满意，主唱向我抱怨，也诉说乐队的问题。其实问题不在于音乐本身，而在于理念。

他们依然在北郊的那个村子里排练，只是排练的时间和次数降了下来，是啊，朋友们，是该整理音乐的时候了。

在后来更多的演出中，他们由传统转向了氛围，由抑郁到紧张，由浮躁到暴怒，但心一直是自由、冰冷的。我知道这是贝斯手飘儿在说他自己的事儿，和别人无关，歌曲大段的贝斯以及用贝斯穿针引线，让贝斯手和鼓手成了主角，每首歌都有一个好的动机，但是设备和技术的不足限制了他们更多的想象力。2003年，摇滚乐远没有那么成熟，更多的人认为，即便没有好的设备和技术，同样能够做出好的音乐。现在看起来，这的确很牵强。

意识，我们总是这样，意识先行，设备跟上。一旦设备跟不上，那么作为一种载体的存在，音乐便不重要了。但是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够了，他们的音乐是做给自己听的，在被整理后变得舒缓并让自己满足的作品里，是主唱更加放肆的歌唱，是灵魂对音乐的接纳。

满足并不是满意，我认为主唱足够出色，但矛盾总是出现，贝斯手认为主唱没能表达出乐队想要的东西。在他们后来的演出中，乐队的音乐已经越来越向后朋克靠拢，我想这肯定不是他们的本意，否则，直接选择做这种类型的音乐就可以了，一定是身不由己，一定是某种方面的缺乏，但越是如此，那个被乐队成员认为不合适的主唱就越显得珍贵，因为只有他的格格不入，才是乐队唯一的惊喜。

这不是讽刺。

暂且放下风格不谈，现场是真实的，因为阴郁的气质在当时的西安摇滚乐现场极其少见。2004年的国庆节，我在朋友小猫租来的民房里，发现了两摞钉在一起的A4纸，像一本厚重的书，那上面是贝斯手飘儿的小说和诗歌，而我看到的是死亡、尸体相伴、坟墓里的爱情、理想的虚无……小猫告诉我，这是他在飘儿那里“偷”来的。我想我找到了答案，后来我把这些打印稿从小猫那里“偷”了 回来。

关于飘儿的传说也不少。他们远离了那个村子，鸟枪换炮之后，他心灰意冷。如果没有记错，那个时候，朋友说得最多的一件事是他放弃了高考，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没人知晓他们的生活，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主唱开始还在网上抱怨，再后来，我找不到他了。2004年春节的时候，贝斯手卖掉了陪伴他不到一年的琴，我偶尔能在演出现场的观众中看到他的身影，经常是一闪，就不见了。

大约在2012年的时候，我在美院旁边的罗家寨看到一个酷似飘儿的身影，我知道那就是他，他走路飞快，还没来得及叫住，他就消失在了黑暗的巷子里。

“Restless”：早已安定的不安定

组建于2004年9月的一支硬核朋克乐队，“Restless”，中文叫“不安定”。

他们第一场演出前散发的印有乐队歌词和介绍的宣传单上这样写着：“Straight edge是一种标榜自省与自制精神的硬核分支。其外在要义是反对毒品，戒烟酒，拒绝滥交。其内核则视积极的独立意识与反抗精神为个体的行为准则。我们努力去做一个straight edge hardcorer，但生命的不安却总是让我们难堪。所以有了这支乐队，幻想着能在自娱自乐的同时，让你我重新审视和直面自己的龌龊。”

典型的态度型乐队，字里行间流淌着朋克的血液：积极、自省、反抗。这种发传单的行为方式也同样说明了问题：行动。在以后的每一场演出中，他们都使用了这样的方式，这当然算不上什么行为艺术，但这本身不就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吗？

不得不承认，朋克在中国，即使是最原始粗糙的类型，相比西方都大大打了折扣，除了外形上坚守了摇滚乐的反叛，其音乐和日常生活都趋于正常，出言不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振臂口号；舞台上的混乱不见了，因为那会影响听众对音乐的判断；甚至连古怪的行为都是模仿来的。这和环境有关系，态度和精神都像种子一样，如果没有适合生存的土壤，结出来的果实就不健康。还好，音乐无国界。

他们的第一场演出是让我惊喜的，标准的硬核朋克，甚至让我有些兴奋。在2004年的下半年，整个西安除了姚睿还在坚持以外，他们的出现无疑给西安朋克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我知道在那场演出之后，会有更多的人（包括我在内）对他们充满希望，乐迷的表情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生活中是否像他们宣传单上写的那般，但在潜意识里怀疑，这样精神强烈的一支乐队，如果发现有一天很难做到宣传单上所说的，还会不会坚持下去。但他们依然在标榜，直到引起争议。

随后不长的时间里，我看到了他们更多的演出，他们是不断成熟的，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是一支前途明朗的乐队，他们正大踏步前进着，音乐上也不再是简单的节奏罗列，而是在尝试中企图融入更多的元素，使之丰富。虽然这个过程缓慢，缓慢得让我感到他们除了现场经验一次比一次成熟以外，歌曲并没有很大改变，但总算能有音乐意识。在演出之后，还是会有人说主唱连累了乐队，吉他的编配限制了发展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似乎不是最重要的，技术上的问题时间可以解决，起码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态度上的问题，却很难解决。

事实也是如此，态度成了一种负担，他们依然坚持每场演出开始之前在人群里散发传单，有人不高兴了，拿到宣传单的第一句话就是，歌词无法体现精神。而我的意见是，不是无法体现，而是体现得不够彻底，不能要求一个人既是音乐家还同时是政客或者诗人。这一点乐队好像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主张，一次又一次的演出，一张又一张的传单，似乎是逼听众就范，显然这种做法是没有用的，最终说服还要靠音乐。不过我更乐意认为，散发传单的行为在宣传自己的同时，更多是宣扬一种行动的存在，却不应该成为一个乐队成熟与否、好坏与否的评判标准。

说服自己理解一个乐队并不难，只是更多的人没有这个义务，所以缺陷被口口相传，在人们相互的投递过程中被放大，甚至变得夸张或恶毒，这样的结果是，乐队变得让人不屑一顾。

很遗憾，他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面对乐迷的不买账，他们没有坚持下来。我更愿意相信，他们的解散是由于成员对音乐的见解不同——不想去相信的东西，总是可以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他们没有具体的解散时间，唯一的标志是主唱和吉他手重新组建了一支叫“觉醒的脑袋”的乐队，此后Restless乐队就不存在了。没有人想记住他们——存在的时间太短了，音乐不够好，都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在中国，在任何一座城市，一个乐队组建起来，一个乐队解散不见，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能够把理想付诸实践已算英雄，实在没必要太在乎输赢。舞台上塑造的形象大多和生活中的故事不太一样。2011年，无意中翻到一个帖子，是一个乐队成员写的，上面讲到乐队组建时期吉他手的感悟：快毕业了，很多事情让我突然忘记了朋克能给我什么，我选择了放弃，也许这是成长，也许这是平庸，我觉得我需要考个什么证找个什么工作或是听听周杰伦，改变就在一瞬间，吉他的失真让我有点儿反感了，感谢“Restless”的日子，至少咱们快乐过 ，七年过去了，上学时候的朋友基本上都不联系了，有些连名字都记不清了，很有可能有天我们迎面走过去也不会认出彼此。但是我仍然能回忆起当时一起排练演出的情景，那时候好像身边的一切都是暖色调的，嗯，橘黄色的，人总是快乐而亢奋的，也许是刚走进大学，一座新的城市，新的环境，身边新的朋友，各种新鲜的事物，让自己的心跳好像都比以前快很多。

比起乐队每次演出前发的传单文字，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更喜欢这种心情的流露，和最日常的生活比起来，摇滚乐能承载的东西也许少得可怜，一群充满理想的青年被现实打回原形，可无论如何，永恒和经典从来都是凤毛麟角。也许早已没有了散发传单的勇气，当回想起那些积极的主张，也会觉得幼稚，但过程是珍贵的，起码，对他们自己来说。

第10页 :第二辑 他们和他们的乐队（3）

“Echo Rush”：从“混裂细胞”到“复仇者”的裂变

一

像这样昙花一现的乐队在西安为数不少，不过还好，就像它的名字“混裂细胞”一样，它真的混裂了，混裂成更多的乐队。

组建时间是2005年，风格是那时风头正劲的新金属，整个乐队的成员是年轻的，和绝大多数乐队一样，既没有太多的经验，又缺乏相关的技术，尽管努力也很用心，但在外人看来，用更多的时间去积累一些经验，比一味的盲目要实在得多。这样的情况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年轻的新乐队身上。因为对摇滚乐的热爱，纠集朋友或志同道合的人迅速组建乐队，中途出现问题，然后更换人员重组或者解散，已是家常便饭。

随着几次演出暴露出的问题，大家把矛头指向了主唱，主唱随后离队，乐队重新进行了调整，鼓手来唱歌，用电子合成器加入了更多的电子元素。这应该是个好的开始，足以让他们的创作激情保持一段时间，进而更多地发现问题并及时改正。

接下来的时间，音乐相对以前成熟了很多，偶尔有亮点，但是把握不住，歌曲编配得烦琐和勉强。新加入的合成器对设备的把握生疏，更多的乐器需要更强的编曲能力，但就音乐来说，并不是不可能，毕竟在这个不成熟的圈子，惊喜是不断的。相比其他乐队而言，他们有太多的优势：良好的设备、谦虚的态度、充裕的时间……现场中的他们一场与另一场演出之间虽有变化，但暴露出更多缺点，在继续演出与停下来休整音乐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整理音乐。渐渐地，本来应该成为优点的因素沦为缺点和不足。

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几乎所有的乐队都在这么做，一旦进入演出的环节，很多事情就变得不受控制。或许他们可以在发现问题之后及时更改风格使之更适合自己，或许还可以从交流中吸取更多的自信，再或许可以拿自己内心的那一点坚持来说事，换掉一些朋友身份的乐手，让血液流淌得更快。如果换作我，也不能保证会比他们做得出色。

于是，不断地解散，不断地重组，只是换名字，结果换汤不换药。音色没变，风格没变，配置没变，现场也没变。但毕竟有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经验，这是成功的必备。

二

前任主唱和贝斯手组了一支名为“复仇者”的乐队，风格和之前相同：新金属。这次的配置简单了很多，三大件：吉他、贝斯、鼓，加上主唱，音乐较之前也更加干脆，但仍然存在着问题：riff。riff是金属的生命，是血液。接下来又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休整，重新塑造音乐。

乐队的态度是积极的，态度本身不能改变音乐，却是促使音乐改变的春药。他们和大多数乐队一样，只要凑齐三首歌便可以演出，同样的演出接二连三，乐队陷入演出的兴奋以至无法停下，不再有时间创作。

紧接着贝斯手离队，但是乐队没有为此停下来，而是很快更换了鼓手，继续演出，音乐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但在长时间的演出中，他们积累了更多经验，同时，鼓手的技术也在提升。令人惊喜的是节奏上有了变化，歌曲的层次也更丰富，他们的现场变好了，虽然速度还是不够快，但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

他们更换了鼓手之后，我去看排练，地点在西安南郊吉祥村的一个二层小楼，这本来是鼓手的鼓房，现在变成了乐队排练的地方，再后来，鼓手把半个二层楼租下来用作音乐教室。

排练房不到八平方米，但对当时的西安乐队来说，已经很难得，那时候乐队排练，只能去每小时收费15元到20元的排练房，这样算下来花费很大。而他们，基本不用为这个问题担心。因为鼓手的加入，乐队写出了一些不错的作品，现场更加完善，演出的脚步却慢了下来，他们已经准备好改正之前的问题，用更多的时间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2006年是西安摇滚乐有明显变化的一年，承办演出的“八个半”新店取消业务，新更换的演出主办方和演出地点不尽如人意，影响到所有的西安乐队。很多乐队在这时解散或是停滞不前，多半是因为演出的关系，“复仇者”也不例外。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鼓手把重心由乐队转移到工作身上，这对乐队是个不小的打击，在找不到更合适的鼓手的情况下，乐队终于解散。

三

2007年，“混裂细胞”的主唱组建了一支名为“Echo Rush”的乐队，风格是EMO，当时西安的脉冲乐队已经由新金属向EMO转变，同期存在的还有No Parking乐队。我记得2006年的冬天，主唱张玄拿着CD机，把耳机塞在我耳朵上，传来的是“我的化学浪漫”（My Chemical Romance）的第二张专辑，我俩都为这支乐队着迷，而他，坚定了要做这种风格的音乐。

当时的西安，对这种风格的乐队存在着争议。到底什么才是EMO音乐?西安最好的EMO乐队是“脉冲”还是“No Parking”？这样的争议，时间久了自然被搁置。“Echo Rush”就在这个时候组建。

相比之前的乐队，“Echo Rush”鼓手的技术要好得太多，加之乐队新组建的兴奋，第一批作品诞生了。首次演出是2007年4月举行的“废弃的青春”地下摇滚大party，现场吉他手和鼓手的技术支撑对作品有提升，但编曲有问题。他们自己看到了现场的缺陷，也许是需要时间来解决问题，“Echo Rush”的演出少之又少。

他们太想做好这支乐队了，换下不够出彩的贝斯手，新的贝斯手马上凭借实力弥补了作品空间的不足，也对编曲起到了贡献，这样一来，这支乐队拥有了更加优秀的可能。

成员稳定之后，乐队开始更频繁地演出，持续了整个2008年。除了音乐本身，乐队同样注重和其他乐队以及主办方搞好关系。纵观乐队的成长史，2008年是他们充满回忆的一年。

在他们的新歌中，贝斯显示出的实力难以匹敌，大量的打弦让人印象深刻，为此吉他不得不丰满，大量的噪音和华丽的旋律相互穿插，却在采样出现的时候收敛，这是错误的解决办法，作品的力量因此而丧失。

总之，他们技术上进步飞快，做出的努力更是令人赞叹，瑕疵不再可怕，他们已经有资格开始赢得乐迷了。就在一切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乐队突然不再演出，乐队成员同样面临着理想与生活之间的平衡问题。是否解散不得而知，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又将重新出现在舞台上。

第11页 :第二辑 他们和他们的乐队（4）

“超级马力”：摇滚乐里的叛徒

“超级马力”这个名字最先让我想到的是80年代那款最热门的游戏，现在，它是一支乐队的名字，一支组建于2004年7月，以娱乐为初衷的乐队。很难想象两个16岁和两个18岁的年轻人，将赋予这支乐队怎样的含义。

轰轰烈烈的排练开始了，他们不喜欢朋克，便拒绝了朋克，主唱不喜欢旋律，便拒绝了旋律，死亡让他们觉得沉，哥特让他们觉得闷，除了说唱金属，没有什么让他们觉得更合适的了。

实际上他们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并不愤怒，只是足够多的年轻人当时就是喜欢这种年轻态的音乐。

排练房在鼓手家，其他几个人分别从租住的房子和家里赶过来，而排练的吵闹程度远远大于他们的想象，以至于迟到的乐手往往叫不开门。

两个月后便开始演出，这样的速度有点儿快，但他们不想等，他们似乎不太想和多数的乐队一样，先是制定规矩，然后是排练，计划演出……最后获得圆满。他们只是想表达，这再简单不过了，只要他们愿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这么做，事实上，那次演出开始鼓手的拍子不稳，有一把吉他听不见声音，贝斯手有几次找不到调。也许是音乐足够重，也许是那种毫不掩饰的释放，尽管音乐粗糙、简陋，他们还是得到了鼓励，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一刻也没有停，不断地演出和创作，尽管更多的演出总有失望，尽管更多的作品依然有太多的不足，他们总在用一种粗暴的方式进行着。好处是：作品尽管不完美，但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坏处是：一些更为关注音乐性的听众愈加不喜欢他们。

半年后，他们的作品录音发表，改正了很多毛病。

但这需要时间。

之后，开始有人不爱听了，有人说他们的东西太老、过时了，有人说编配上出了问题。他们几乎场场演出都会出问题，应该是调整音乐的时候了。

2006年年初，乐队组建初期那种想传达给观众的现场状态减弱了，但是音乐丰富了，也更加富有弹性，起码能让喜欢他们的人看到希望，是的，音乐还不够出色，但早已“跳出了那个中规中矩的圈子”。

后来他们改名为“超级马力”，读起来都一样，没有多少人在乎。海报上的名字依然常常印错，可能是习惯了，可能是都没有当回事，大家都没有说。

一个名字有什么重要的呢，当时他们这么认为。

他们在演出时，身上盖满“西安行为艺术配种站”的印章，写满根本不知道意思的文字，他们在排练朗诵毛泽东语录，他们在演出后砸掉麦克风被兴奋的观念告之“可以毕业了”……这一切的一切都与他们有关。

对于“超马”最好的评价，来自行为艺术家或雕塑家刘翔捷——“你看他的眼神像极了吴吞”。这和崔健对音乐对“舌头”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处，是过誉，也是抛弃音乐之后的意见。在得到更多的行为艺术家和诗人的认可之前，他们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得到乐迷的认可。他们虽然对这个圈子失望透顶，对每次演出后的饭局备感无聊，也在试图和这个圈子保持联系。

2006年，乐队重新调整后投入紧张有序的创作之中，在舞台上露面越来越少，猛然间被人遗忘并不奇怪。乐队进入最好的状态，这对于正在成长并不断成熟的乐队是异常难得的。于是更多更好的机会开始出现，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排练的热情，于是有了更加理智的合作，于是有了相对成熟的作品，也渐渐地，有了更具价值的展现机会。

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不是“超马”脱离了圈子，而是他们所熟知的那个圈子早已不存在了。

但作品本身依然不是他们想要的。2006年重新更换了乐手之后，他们摒弃了之前的作品，像是在和之前的自己告别。2007年，一直在路上并更换血液的“超级马力”试图努力取悦观众的耳朵，其实他们的野心不仅于此，他们还要征服乐迷的内心。于是，更加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出来了，在唱片市场混乱的2007年，不断的演出带给观众更多的现场感受。2007年也是乐队最忙碌的一年，几乎不间断的演出和不停的创作使他们积攒了更多更满意的作品，在同年冬天将它们录了下来。但是，这些作品没有出版。对他们来说，这不重要，这是一种形式的纪念，纪念大家在一起的日子，在酒喝多了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怀想。

从2008年开始，他们的演出渐渐变少了，除了参加两次本土的音乐节，没有任何其他演出，因为除了摇滚乐，他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和所有的人一样。

2008年之后的“超级马力”离开了演出市场，很多人以为他们解散了。其实他们正在尝试新的风格，写了许多风格不同的歌曲，在圈子里小范围传播。有一些歌卖掉了，如果碰上他们的演出现场，忽然听到似曾相识的一首歌，不用惊讶。

直到2012年7月，他们重新站在舞台上，其实也只是进行了一场演出而已，很多人以为他们又重组了。对他们来说，解散与重组无关紧要，在过去的那段时间，他们只是各自忙碌，闲暇时躲在录音棚写写歌，然后出去喝酒，从未离开音乐，但是比单纯的舞台生活更有意义。

演出，也许只是为数不多的心血来潮与调剂。

在中国，摇滚乐还是一件集体的事情，我们所谓光辉的摇滚之路，就如同通往西天的取经之路，身处其中的我们，乐此不疲地充当那四个人。这没有错，摇滚乐需要集体的力量，暂且让摇滚乐成为集体的事情吧，可是集体并不意味着集体意决，要集体喝啤酒谈摇滚乐，要集体买票看摇滚乐，如果集体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宁愿做集体里的那个叛徒。

那个叛徒就是我。

“Hush”：酒桌上最孤独的职业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Hush’。”

这是在2006年的演出中“Hush”说得最多的一句话。2006年是“Hush”最忙碌的一年，“Hush”也是2006年最忙碌的乐队，当然，这个范围仅限西安。他们巡演、出唱片、参加比赛、接受采访等，随之而来的是像工作一样朝九晚五的排练，换来的是更多的演出、更多的比赛、更多的采访以寻出路。

不会有人关注他们生活细节的点点滴滴，这是因为他们缺乏音乐之外的话题。他们并没有打算将音乐做得苦大仇深，人们其实需要更多不同种类的音乐。

“Hush”的出现并不是没头没脑的肆意迎合。那是真正热爱音乐的五个大男孩。他们在乐队事务操作上正日趋成熟，不会因为市场上那些复杂的程序使音乐暗淡，也不会因为观众的背叛而轻易改变。“Hush”只是众多乐队中的一支，他们没有盲目地艰难行走，他们经历了思考，拥有了智慧，从而能够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做出自己喜欢的音乐。音乐在他们看来，既不痛苦也不复杂，生活在他们看来，既不沉重也不存在太大压力。他们只是心安理得，很容易满足。这是2006年的“Hush”。

也是这一年，主唱谢晋阳突然出现在演出后的酒桌上，之前很少见到他，从外表看，他的确不像是赶来参加酒局，更像是一个学生跑出来寻求刺激。谈吐寡淡无味，听不出有音乐天分，虽然谈论的仍是摇滚乐或与之相关的一切，但言谈之间，酒桌上的主唱把摇滚乐手变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

2005年的“Hush”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乐队，站在舞台上都会害羞的那种。这一年，乐队刚刚成立，风格以英式为主 ，在更早以前，主唱就拥有更多乐队经验，他熟悉关系、清楚内幕、积累成绩，才让现在的“Hush”走得更加容易。

仅仅一年的时间，“Hush”发行首张EP，开始巡演，参加国内的各种演出并筹备专辑，寻找合适的公司。这样趁热打铁的速度，我相信一定是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乐队的EP跟随他们经过重庆、成都、昆明等城市后，被妥善地保管了起来。他们继续创造，新的音乐中增添了一些车库的元素，粗糙中带着愉快。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道理不假，每个人都有自己偏爱的音乐类型，但总有多寡之分，喜欢流行音乐的多于非主流音乐，英式和车库的受众群体在中国也是巨大的。2008年，车库风已经在中国悄然兴起，“Hush”随着沾了点光。“Hush”那年更换了鼓手，经纪人安排了更多外地的演出机会，他们积累了资本，已经开始不满足。

对年轻人来说，不满足是好事，这样才有进步的可能。他们希望签一家更好的唱片公司，所有乐队都希望，然而他们为此付出了太多精力，忽略了音乐。乐手纷纷离队，孤家寡人的主唱并没有放弃，仍然寻找演出机会，并用演出换来临时乐手的相助，这办法不算笨，但也不聪明，毕竟这种方式无法长久。重点是他没有放弃，2010年后，乐手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Hush”最终回天无力，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直到今天，我仍能听到关于主唱的传闻，他像战败的士兵伺机而动，但是一直没动。

“Hush”当然不属于我谈论的范畴——如果我谈论的是地下的、强硬的范畴。他们不必像其他人一样躲起来与自己斗争，与外人斗争，哪怕是走上街头，也是不可能。但依然要承认，“Hush”的作品有太多的闪光点，不论是干净流畅如《尴尬》一样的歌曲，还是天分使然的Garage Rock节奏。

“觉醒的脑袋”：不安定之后的不甘心

觉醒的脑袋乐队的前身是“Restless”，组建于2005年下半年，风格上延续了“Restless”的硬核风格，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再受到自己主张的局限。

重新换了鼓手，更换了表达内容。之后的他们似乎不再愤怒，却在姿态上表现出更多的自信，依然是“Restless”的方式：在现场发传单，送LOGO贴纸，企图让更多的人了解之后，记住他们。

可以想到为什么要换一个名字了，重新开始，或者是对过去的否定。而区分这两者的关键是音乐本身。

乐队的首场演出便让观众大跌眼镜，似乎一开始就注定翻不了身，虽然表达的载体还是摇滚乐，选择的风格还是硬核朋克，甚至还是在现场给观众发传单。这不得不让人联想起“Restless”，也自然会带着对“Restless”的印象来看待这支乐队。从一开始，“觉醒的脑袋”就被轻视了。

出师不利。不过也难怪，较之于“Restless”，他们几乎没有改变。

在现场，主唱的嗓音失去了更多凶猛的东西，这是危险的，从本质上来说，凶猛，是硬核一切的开端，否则会失去原有的速度和力量。或者可以反过来说，他们的音乐因为缺乏力量而不那么凶猛了。

现在这支乐队，更想从朴素中寻找原始的力量，却不知这比通过简单和弦制造出来凶猛快速的音乐更艰难。他们似乎想慢下来，想更加从容和自信，同时试着敲开音乐的朴素之门，结果却因掌握不住坚硬与温柔之间的界限而堕入深渊。

整场演出中，鼓手基本上问题不大，吉他手除了“范儿正”外，没有吸引人的地方。观众没有反应，这比反应平平更加让人失望。对于这样的表现，《复兴长安》这首歌给出了答案：“巅峰的汉唐，空前的繁荣，最伟大的盛世/ 灿烂的文化，包容的胸怀，永远的精神图腾/ 文明的根基，民族的荣耀，中国人永远的长安/ 长安这两字，才是这城市，自己真正的名字……”

形式是一方面，能力则是另外一方面。假装出来的陈词滥调并不适用，长安并不需要复兴，曲江与大明宫遍布的假建筑只是一幅旅游地图、一首枯竭的歌，充其量也就是随着失真节奏摇几下头。可观众对摇头的要求也不见得就低于歌词，音乐本身是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主唱每场演出都恨不得把每一个字咬得震天响。问题还在于音乐，如果说鼓只是中规中矩地完成了任务，那么节奏的单薄让吉他变得不及格，对于鼓、吉他、贝斯经典的朋克三件套，贝斯也仅仅是让单薄的节奏下面多了几个低音，这种编配让贝斯失去了本来应有的作用。三件乐器之间空间太多，多到随便哪一件乐器稍作丰富，都可以让歌曲升级。他们始终没有进入那些空白的空间，就像一只硕大的蜂窝里面只有十几只蜜蜂那般让人轻视。

越是深入，越需要硬功，任督二脉还没有打通，唯一的办法只有更艰苦的修行，歌词的任脉与歌曲的督脉才有开启的可能。摇滚乐并不一定要和文学比美，与维生素比丰富。

乐队始终没有太大的改变，于是没有更多关注，刚起步的他们，也只有本能地延续目前的方式，依然企图通过标榜态度来使自己变得强大。但是基础不可丢，现在的一厢情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肯定有优点，实际上，他们没有因为任何原因停止过任何一场演出，也在一场又一场的演出中让人看到了转变的努力，哪怕微不足道。摇滚乐需要微不足道，需要点滴汗水汇成河的希望。音乐的独木桥上依然摇摇晃晃，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危险，在寻找平衡。

2005年，摇滚乐已经完全是青少年亚文化的主要战舰，和早期的摇滚乐队不同，对于音乐不够完善的乐队，再也无法用“只要发出声音就好”这个最简单的要求来说服自己。

对于持不同意见的观众，乐队并没有听之任之：一边是不满于乐队的观众，一边是维护着自己的乐队，调和这种矛盾的除了音乐之外，还需要乐队转变对观众的态度。

总有厌倦的时候，在音乐的范畴内，这种矛盾也许是尖锐的，在生活之外，这种矛盾无非就是一场游戏。最终，这场游戏从有趣变成无聊。

截至2006年，乐队几乎不再演出，没人知道他们是否解散。这也许是大多数乐队的命运，在我看来，多少有点儿不甘心吧？

“末日”：极端金属阵营不可或缺的成员

假若有一天，末日来临，人们感到恐慌无助，生命加速消散。音乐骤然响起，如乌云后一抹华丽的闪电，如暗夜中一颗耀眼的流星 ，爱情加速绝望，灵魂无葬身之地，大地开裂激起云烟，生灵流离失所，尸骨荡然无存，但迟早要归于自然，伴随着一种幽咽、昏暗，抵达被遗忘的喧嚣。

极端金属是摇滚乐中伟大的家族之一。“末日”这支乐队，听名字就知道风格，这代表黑暗，是极端金属永恒的题材。我曾坐在酒吧的包间里，耳边是舞台发出的当下最流行的声音，听主唱讲童年的故事，讲他的生活习惯，讲他以迷路为借口让女诗人送自己回家……主唱来自宁夏，长相却和任何西安的宁夏乐队乐手不一样，说话的腔调大概就是陈佩斯在小品《羊肉串》中的叫卖声去掉点儿腥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2003年左右，我们熟识几年后，他的形象终于变成脚蹬一双马靴、黑色的牛仔裤、黑色的上衣。

对于过惯了夜生活的人来说，无非是在灯红酒绿下跟生活欲望玩暧昧或者搏斗，那些昏暗的灯光下，伪装出的悲伤最终被黎明化解，年轻的我们对此倒是一点儿都不陌生。但有一种夜生活是晚上7点以后出门，10点之前回来，从不违规，间或在半夜化了浓妆，围着住处大喊大叫，与隐蔽的嘈杂和安静混着夜色成为音乐，这音乐被人歌唱，却吓坏了邻居，被路人当作行为艺术。

这是发生在他们的住处二府庄的故事，如有雷同，一定是他们回来了。

这种生活有一段时间属于乐队，在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

2004年一个冬日，西安外国语大学对面阳光琴行的“懒人吧”门口人头攒动，和往常一样，爱混圈子的和爱音乐的挤在一起，抽烟、聊天、拥抱……这是末日乐队的首场演出，在此之前，知道他们的人为数不多。与以往不同，这是免费演出。

晚上8点左右，演出开始，乐队四个人全部化了装。有很多人挤不进去，我是其中之一。主唱在打鼓，德国式的唱腔，贝斯不出彩，吉他、鼓（主唱）、键盘却恰到好处，他们有很多好听的慢歌，在没有键盘的时候，音乐简单到只有两三个和弦不断重复，简单到只有鼓，以和声取胜。但我没有坚持听完，室内空气不流通是很大的问题，靠近门口的人不断进进出出，更靠近舞台的观众，多是因为占据了有利地形舍不得离开。

在门口换气的间隙和朋友聊天，趁里边的人拥出来的时候进去听一两首歌，他们让我想到来自德国的哥特王者“以泪洗面”（Lacrimosa），但少了很多华丽的成分，华丽向来不是中国人的长项，这不仅仅因为缺乏技术支撑，更因为音乐意识，悲伤就是悲伤，绝望就是绝望，纯粹得来不得半点儿马虎，而华丽就像在葬礼上放声大笑的妓女，被他们排斥。节奏和简单和弦足以证明其能力，音乐却略显拘谨。

2005年夏天，我因为一位导演朋友和他们共住一楼而看到他们排练，他们把一间14平方米左右的民房改造成排练房，在当时看来，算是比较宽敞，鼓手和吉他手分布在长方形房子的两侧，乐器的功率都不算大，甚至有些歌去掉了失真，就像不插电的演出，这实在是聪明的办法，避免了因设备不足而忽视音乐中的细节。

没有人交流，一首歌重复再重复，中途停一下改正然后继续。不可否认，旋律是好听的，于是我继续留下，而我的导演朋友，则一如往常拿着他的高清摄像机来回穿梭。

主唱曾经是一名吉他手，最终因乐队找不到合适的鼓手而改行，他每次喝多了就会弹吉他对我唱情歌。在为数不多的演出后，为了节省房租，他们搬到了更远的南窑村，这里是乐队的天堂，据我所知，在西安，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村子的房东可以忍受乐队排练发出的“噪音”，也许因为难能可贵，来到这儿的乐队对外都不说这个“好处”。

我因为之前在这里住过，会偶尔过来看朋友，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并不仅是因为音乐，还有——酒。那个时候，主唱总是用旧电脑光驱改造成的CD机强迫在场的人听他喜欢的音乐，酒后重复众人皆知的Lacrimosa乐队的往事，讲述他如何用德文给“Lacrimosa”的经纪人写信，讲述对他们每一首歌的理解，结论都是一个字：牛。

这就是他做音乐的原因——也许因为喜欢某一个乐队而去做同类风格乐队的人不在少数，但大多数想象力很受局限。好在他们拥有过硬的技术，可以真实表达自己，并没有受这种局限。

那段时间是2006年夏天，主唱把大堆的录音设备堆在他搬家后的房子，对我说要开始录音，但那个夏天和随后的秋天我们都在喝酒。

乐队已经基本上不再排练。吉他手就住在隔壁，每天回来得很晚。冬天慢慢临近，出门的欲望变少了，随之所有的欲望都少了，包括喝酒，我们见面也越来越少，随后的时间里，有乐手开始离队，在没有宣传和演出的情况下，被遗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2006年冬天以后，几乎找不到关于乐队的任何消息……对了，主唱就是那个被人称作“老山羊”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