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球学校门口的雕塑。在欧式风格的建筑中，有2600多名渴望成为中国C罗的孩子在此训练和学习。

文/詹腾宇 图/阿灿

每年都有一大批孩子进入位于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在一个足球热情高涨但球队战绩糟糕的国家，足球学校被寄托的情感和期望不言而喻。透过这些在足校摸爬滚打的少年和对未来忐忑不定的家长，我们可以窥见一个个并不成熟但足够真实的足球青训故事。

韩宪强和杨十田的目光紧随15号场移动。在这块人工草场上，一群皮肤黝黑的孩子围着一个足球跑来跑去。场上的局势纷繁错杂，但韩宪强和杨十田在场边的动作倒是“配合”得挺默契：一个背着手站定，一个站累了蹲下。

偶尔球出了界，两边对峙的紧张气氛才稍缓下来。一直蹲着的韩宪强身子稍前倾，高声冲场上喊：“肩膀打开，打开！你看你老不打开，就没护住球，给人撞开了！”

儿子韩嘉鹏回头看了一眼父亲，低头抬肩，又回头扎进了人群里。几个回合后，韩宪强又按捺不住喊了一次：“护球啊！怎么老是保护不好呢？”

“那边穿红袜银鞋的是我儿子……现在他拿球了！对，就是这个。” 杨十田笑着指向场地一侧。儿子杨胤琪被教练从中场改成后卫，正拼命横向移动，力图紧跟对方进攻球员步伐。他五官绷得很紧，眉头深锁地缠着对方的每个拿球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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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足球学校球场上正在拼抢争球的小球员们。

这是恒大足球学校的一堂足球训练课。训练课一般是一周四练一赛，逢周三休息。像15号场这种规格的人工草皮场地，恒大足校共有41片。

这41片绿茵场地和呈半圆状的欧式建筑风格的教学区一道，共同组成了一个占地逾千亩，面积、人数和球场数均为全球最大的足球造梦基地。11岁的韩嘉鹏和杨胤琪们的足球梦在这个基地上被托起，而无数个像韩宪强和杨十田这样的父亲也小心地跟在他们身边，生怕孩子们摔倒跌跤，生怕这些足球梦被打破、被捏碎。

“就是想让孩子练个体育项目，也不图什么别的。”

恒大清远足校内，一个五人的小场里一阵喧闹。

一群三年级孩子刚结束一场训练赛，喧闹着要复盘。教练严肃喝止了一个抱怨队友的孩子：“你不能只顾提高自己，也要带动队友提高啊！”孩子嘟囔着回了句嘴：“提高可不是你用肉眼就能看到的……”

由墙体和铁网包围的五人场旁是七人场。每个七人场的外沿，安装有两排造价不菲且形似导弹的避雷针，据说这是为了防止南方夏季多雷雨可能存在的危险。

一边是停不下的喧闹，另一边是止不住的紧张。站在15号人工草场边的杨十田，始终对场上局势保持着不易察觉的关切和紧张。烈日虽然让他眯缝着双眼，但他的目光却一直没有从球场上移开。“我们平时也不常来，要是想看训练或带孩子出去吃饭，都得先跟班主任打好招呼。”杨十田说。

午休过后孩子们在下午有四节课要上，晚上还得上自修。

杨十田来自湖南常德，他已经陪儿子在恒大足校待了近两年。常德的足球氛围不浓，容不下杨胤琪这棵根基不错并有望茁壮成长的足球好苗子。投奔恒大足校前，杨胤琪是校队的核心。在杨十田看来，儿子就是个地道的小球痴。“周六日训练，他还总嫌没踢够，练完了黏在球场上不肯走，一直踢个不停。”

与跟足球亲密无间的杨胤琪不同，来自北京的韩嘉鹏在来足校前甚至连足球都没碰过。“男孩子嘛，话不多，老爱动。当时就在北京这边招生办试了一下，教练觉得他体格、速度、力量都还不错。”父亲韩宪强说。他自己是北京国安的老球迷，坦言自己“就是想让孩子练个体育项目，也不图什么”。恒大响当当的实力和名声，让他带着儿子走进了足校的校门。

韩宪强和杨十田平日里的作息听起来简单又惬意：在足校东南向的恒大金碧天下租住的屋子里醒来后，他们通常会看看电视，再下楼遛个弯儿，然后和其他家长碰头在一块儿聊天。“偶尔看看股票，大半天也就这么消磨过去了。”韩宪强说。

杨十田则认为，此前的生活和生意多少会被耽误一些。“但是孩子来的时候很小啊，肯定得陪着，这没办法。”他说。

训练后学生们通常在学校食堂吃午饭

开车、看电视之外，哈秀英唯一能做的就是漫长的等待：盼望孩子能一周抽出一天时间回家吃顿饭。

恒大足校目前招收的最小年龄段的孩子是小学二年级。由于实行封闭寄宿制，陪读便成了一件难设时限的事。从全国各地云集而来的家长们有自己的一套说辞：“等孩子适应，再考虑不陪。”带孩子来到足校的部分陪读妈妈，一般都会抱团购物、游泳或健身，这算是日常生活丰富的；一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家长，平常的生活就单调了不少。来自新疆喀什的哈秀英就在清远找了份工：开二手车做出租生意。她每天辗转于足校和清远城区之间。开车、看电视之外，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漫长的等待：盼望孩子一周抽出一天时间回家吃顿饭。她不适应广东湿热的气候，也很少出门娱乐交际。

与家长巨大付出相对应的，是入选恒大足校梯队的部分孩子能够享受减免学费的优惠。2600多名在校生中，约有四分之一是通过免费特招和扶贫计划招来的，这些孩子可以部分或全部免去5万元学费。韩嘉鹏和杨胤琪的情况有所不同：杨胤琪是入选梯队的免费生；而韩嘉鹏在预备队，学费免去一半。

韩嘉鹏目前的足球水平在班里中等偏下，短期目标是“冲进一队”。杨胤琪稍好一级，但他常把忧虑挂在脸上，聊到“梯队踢不好也会往预备队调整”的话题时，眉头比场上“一对一”对抗时皱得还紧。

杨十田、杨胤琪父子（左）和韩嘉鹏、韩宪强父子的合影，教两个孩子的西班牙教练赛斯特罗居中。在恒大足校，西班牙教练团在足球专业上有绝对权力。

足校的西班牙籍教练赛斯特罗对两个孩子的评价却并不高。“他们在现阶段并不是最好的球员。他们身上都有值得好好培养的亮点，但在很多方面都还需要提高。”不过他同时也承认，11岁是个非常复杂的年龄，对孩子未来成败与否的评判可能有失误，所以不宜过早下定论。“两年间可以发生太多事情。有可能变得非常好，也有可能两年之后就下滑甚至止步了。我们希望找到每个队员的特点，从而去丰富他们成长的可能性。同时要看队伍里缺什么特点的队员，个体要服务于球队。”

在恒大足校，西班牙皇马教练团在足球专业上有绝对话语权：挑选队员，编写教案，指导中方教练实施。在他们看来，中国孩子需要改进过于听话、以自我为中心且相互之间缺乏呼应的性格特点，而中国体校“多练出成绩”的旧观念早应该被摒弃了。对于西班牙青训低频高效的行事风格，许多体校出身的中方教练都表示由衷信服。

只有5%—10%的足校学生能够最终成为职业球员，这个比例预示着绝大多数的学生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调整前途规划的发力点。

15号场上的对抗依旧激烈。司职后卫的杨胤琪和司职前锋的韩嘉鹏刚好对上位，两个11岁的身影以足球为连结点叠在一起，互不相让。他们都在前段时间伤了膝盖：杨胤琪是劳损所致，韩嘉鹏因为碰撞受伤，一块儿歇了两个月，不能沾球。“没法踢球，憋得都快不行了。”杨胤琪说。

孩子伤了，最急的还是家长。杨十田就总是担心孩子的伤势。“我们上次去看他们班和青苗队的比赛，真的心疼。孩子一直在倒地铲球，被撞倒了好几回。孩子比我们那时候早熟太多，自己会主动给自己压力。他脑子里全是想赢，也没说苦。我们一直都顺其自然，看他们发展情况做选择。说实话，一开始只想让孩子锻炼几年就回去，但眼看着升到梯队了，这时候没人想轻易放弃，说没期待是假的。”

看着身边小伙伴们一场又一场训练，杨胤琪和韩嘉鹏急切地跃跃欲试。所以当后来再次上场时，两人都憋着一股劲儿：一个是牢记着“教练让我一对一时大胆突”的前锋，一心想挤进梯队；一个是笃信“教练让我在退防时学会更好地延阻，等待中场协防”的后卫，盼望着能保住在梯队的位置。

保住梯队席位意味着在小范围内获得成功。在2017年年初中国足协主办的各年龄段全国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上，恒大足校各代表队全部进入全国四强：03梯队获得U14年龄组冠军，01梯队获得U16年龄组亚军，02梯队及02梯队预备队分别获得U15年龄组亚军和季军，04梯队获得U13年龄组第四名。

恒大足球学校里的学生宿舍。宿舍一般是六人间，很多房间的阳台上都挂着红黄两色，印有“恒大足球学校”字样的比赛服。

就现阶段而言，孩子们都想从梯队出发，成为恒大足校最后开花结果的5%—10%，从而跻身职业球员之列。这一不高的比例曾饱受质疑，而恒大足校校长刘江南对此表示：“这是必然的结果，多了就不精了。家长和孩子要学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和策略，考虑自己在每个阶段的侧重。”这个比例也预示着剩下的90%—95%的学生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调整前途规划的发力点。

不过提起未来，杨胤琪和韩嘉鹏倒是特别乐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想做职业球员啦。”他们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踏上足校的一号场地—位于校区中轴线上的一号场地上总会举办足校里最重要的比赛，诸如各种全国杯赛、与外校的对抗赛。能够踏上这片场地，意味着能代表同龄最强的恒大梯队出征，这是所有在足校寻梦的孩子的梦想。

送孩子去足校这件事，终归还是有点儿“孤注一掷，放手一搏”的意思。

中国足球的人才储备可谓羸弱。2014年权威机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中国足坛的“93后”（出生于1993年以后的青少年球员）人数仅有7000人左右，这个数字约是日本的1.4%、西班牙的1%。

不过随着近年来足球不断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中国足球的青少年培训（青训）氛围也正日益回暖。上海崇明岛自2000年起开始发力青少年足球培训，随着足坛名宿徐根宝的“徐家军”不断在国家队、青年队层面亮相，以崇明岛为首的青训基地纷纷亮出金字招牌。恒大足校的走红得益于恒大俱乐部近些年的优异战绩，有人甚至开玩笑说，恒大足校是俱乐部和国家队的“前身”，只要你足够优秀，就能继续冲出足校，走向职业足坛。

如果你想在足校内部机制中不断上升，如果你想成为下一个张奥凯（入读恒大足校后进入广州恒大俱乐部），甚至有朝一日成为中国的C罗，你就得想办法抓住每一个在教练面前表现的机会。同时，你还需要在文化课上花些力气。

从开发兴趣为主的普通班，到显露潜质的预备队、有望留洋（西班牙）的梯队，再到最终的职业队，这条上升之路狭窄又绵长。因没有做好预备而最终被淘汰的少年占绝大多数，他们也将无法在社会寻找立足之根——这是国内专业体育体制长久以来的弊端。送孩子去足校这件事，终归还是有点儿“孤注一掷，放手一搏”的意思。

在体制内工作12年的刘江南见识过太多这样的运动员：退役后难觅出路。所以自打他跨进足校的大门起，他就把足校的文化教育推向主导位置。如果你收到一份恒大足校的招生简章，你就会发现封面上那排清晰的口号标语—“振兴中国足球，培养足球明星”。

恒大足校校门，门上贴着校长刘江南写的一幅对联，其中上联写着“文化为根，足球为本，成才为旨”。

足校的文化课与足球专业课的占比大约是8:2。刘江南认为这是一种合适的、值得尝试的体教结合的设计。“这么多年体育局的经历告诉我，原来体校、普通学校泾渭分明的那一套，肯定是错的。”在他看来，足校不仅要培养大量校园足球的中坚，也要培育少量能够通往职业队的精英，而这两类人都必须具备足够的文化素养和足球能力。

中国体坛此前从未有过体教结合的成功先例。高淘汰率背后的体校生，在退役后一般都没有立足社会的一技之长，而普通学校的学生，也只能早早搁置体育训练的念头，找一份体育之外的谋生之技。在国情制约和个人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体和教的融合显得缓慢且艰难。

而根据足校的介绍，足校的新颖之处恰恰在于既比普通体校更重视文化课，同时又对足球专业课程进行革新。不过与《新周刊》同日到访的荷兰青训教练维斯特克斯对此却有不同的观点。他对恒大足校这种“体教结合”的理念表示怀疑，因为这种把“体”与“教”这两个并不搭边的领域捏合在一起的做法不实际。“一天之内安排大量文化课和晚自习，孩子还要同时面对梯队的竞争和上下调整的压力，肯定会非常累的。”

刘江南却坚持己见，认为文化课和足球训练的比例应该随年龄增长、水平变化而适当调整。“对梯队队员来说，文化课并不是必须全部要学，我们会帮他们精选、集约，让他们能更好地投入训练。”

C罗是许多足球少年的偶像。

让他如此执着的原因是足校有着过硬成绩。2016年，恒大足校第一批高三学生毕业：40位留在广州高考的学生，3人进入职业队，继续追寻足球梦；余下的都以足球特长生身份考入北体大、北理工等大专院校，成为校园足球的中坚力量。“这成材率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啊。”

不过在欣喜之余，他也有部分遗憾。“由于异地高考政策还没开放，所以在高二时就有大概800多名学生被迫回户籍所在地考试，这点非常可惜。”

是退一步专注学业，还是继续向职业足球冲刺？

15号场地上，一个半小时的训练终于结束了。孩子们淌着汗从训练场回到宿舍。洗澡时脱下的红色球服叠在洗衣篮里，再换上另一件印有“恒大足球学校”字样的黄色战袍。短暂午休过后，韩嘉鹏与杨胤琪下午还有四节课要上。“英语，美术，两节语文。”韩嘉鹏背起书包说。用他的话说，自己和杨胤琪的成绩在班上“算得上中上”，而眼下他们最在意的，还是天天陪伴着的足球。

11岁的韩嘉鹏和杨胤琪，即将迎来短暂足球生涯的一次分水岭。两年后，他们将面临足校的第一次选拔，那时会确定梯队，也就是赴西班牙留学的最终名单。而五年之后，也就是两人16岁时，将会面临一个更重要的选择：是退一步专注学业，还是继续向职业足球冲刺？再之后就是高考。除去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少数学生，从恒大足校毕业的学生一般有4个选择出路：一是北大清华等高校单招；二是以二本分数线的50%考上体育院校的运动训练专业；三是以二本分数线的70%考上体育教育专业；最后一条路，是通过自然分直接考上大学。

高水平运动员进入著名高校自然是顺理成章，但现实困境在于，这些运动员能不能完成学业都成问题。“很多专业运动员都不具备读这些学校的能力，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一份假文凭与一份虚荣心。”刘江南认为，恒大足校目前才创办五年，也只有一届毕业生。足校奉行的文化课为主、足球课为特色的办校理念，以及体教结合的模式能否成功，还需要时间去检验。他自己的设想是：“在足校学习的孩子，文化学习、科学训练，一个都不能少。”

韩嘉鹏和杨胤琪不久将会给出他们人生的第一个答案。韩宪强与杨十田焦急地等待着儿子做出的选择，但他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哪怕心里慌乱。四年的足校时间，可能让对足球本无热忱的家庭满怀期待，也可能让人最终失意落寞。成为5%的职业运动员，还是像95%的足校学生一样与足球短暂相逢后又匆匆离去各寻未来？在中国足球又一次与世界杯梦擦肩而过的时节里，没人能从这份成长的纠结里真正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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