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　张平　张晓晶　汪红驹

李　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张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

汪红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室副主任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处在企稳回升过程中，但基础尚不牢固。2013年增长有望超过8%，略好于2012年。展望未来5～10年，我国经济已经从过去30余年的“结构性增速”逐步转向“结构性减速”轨道，潜在增长率水平将会趋缓至“七上八下”格局。根据对GDP的非农就业弹性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关系的分析，2013～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若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就能保障城乡就业稳定。这意味着，未来5～1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应当从重经济增长速度，切实转变到全面提升质量、微观经济效率、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上，我国经济运行的指导方针应从“平稳较快”转变到“稳速增效”上来。相应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从侧重需求管理，转变到全面供给管理上。

关键词：结构性减速、供给管理、稳速增效

十八大之后，社会各界对于2013年以及未来几年的增长与改革的态势都充满期待。究其原因，主要是：未来的增长格局将不同于以往，特别是在增长速度上，将会从过去30余年年均近10%的水平回落至8%左右的水平。增长速度的回落给各方面带来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以怎样的宏观政策来应对，就成了未来政策的重心。这里的宏观政策，既包括短期的宏观稳定政策，也包括涉及中长期发展和转型的改革方案。本文旨在对2013年及今后五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做出判断，并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2013年宏观形势的基本分析

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模型预测：2013年经济增长有望超过8%，略好于2013年。2013年通货膨胀率预计微升至3～3.5%。

（一）全球主要机构对中国经济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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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主要机构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亦呈“2012年筑底，2013年回升”格局（详见表1和表2）。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对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的预测平均值是8.07%；主要投资银行对我同期预测的平均值为8.13%，均比国际组织高。

数据来源：各金融机构2013年1月-4月间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报告

（二）2013年：增长8%，通胀率3～3.5%

1、固定资产投资将平稳较快增长。2013年投资会保持较快增长.基本原因是：十八大以后，换届基本完成，地方投资冲动较大，尤其是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更使得这种冲动有了理由。从历史经验看，每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第三年，都会出现投资的高点。不过，目前，也有一些因素在制约投资增长，主要包括：地方财力不足，负债过大；企业利润下降，建设用地供给有限，去库存化、去产能化任务艰巨，以及产业升级缺乏新技术和盈利项目等。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分析，我们认为：2013年投资将呈现略快于今年的态势。

2、消费有望平稳增长。多年来，我国的消费增长总体来说较为平稳，波动较小。若干政策（比如说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可以对消费产生刺激，但作用有限。这是因为，影响我国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乏力。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十八大报告又提出了2020年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最近中央又会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这些因素的叠加效果，可望对居民收入增长从而居民消费产生正向的刺激作用。

3、出口有望小幅回升。鉴于全球总需求不足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我国外需增长面临严峻挑战。但也有一些有利因素。如2013年世界形势略好于今年，自贸区建设以及“走出去”战略的推行顺利，再加上稳出口的一些政策推出，将使出口不致大幅下滑，尤其是外需对增长的贡献不会下降太多。

4、2013年物价上涨的翘尾因素低于1%，全球增长低迷，中国经济增速也处在一个平稳的水平，表明总需求不会大幅扩张。而国内粮食有望九连增、工业生产能力充足，这些均会抑制物价上涨。不过，一些推升物价因素亦不容忽视：比如，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使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价格改革可能有较大推进等。综合起来，2013年物价水平将可以维持在3～3.5%。

5、就业形势。尽管最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处于下行趋势，但反映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求人倍率，却一直处于高位。求人倍率是岗位数和求职者的比率，该倍率一直大于1，表明岗位数量大于求职者的数量。这种格局的持续存在表明，目前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力量对比已经明显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工资水平将不断上扬，并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这符合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但是，如果企业不能适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则可能面临各种风险，甚至倒闭。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周期，从1978年到2011年的34年增长过程中，两位数的增速刚好是一半（17年）。进一步分析显示，高增速的年份基本上出现在五年计划的中间和后期阶段，并且与换届基本重叠。我们认为：2013年，我国经济最有可能遵循这样的历史轨迹：尽管不再是两位数的增长，但增速比上年有所提高。

2、坚持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发挥积极财政的作用。主要措施当然少不了要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其他措施，包括适度减少国库资金存量，亦不失为当前实施积极财政的一项重要内容。鉴于数量型扩张（财政支出扩张）存在潜在弊端，我们更倾向于在结构性减税上做文章。这包括扩大“营改增”范围，以设备投资进项税双倍抵扣，而不是允许厂房建筑物投资进项税抵扣的方式，彻底实现中国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以及增加财政赤字用于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负担等。

3、创新城市化融资模式，化解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必然带来城市化融资问题。解决城市化融资问题需要财政金融方面的创新，这也是化解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治本之道。首先，应缩减政府规模，推动财政税制改革，重在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如，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为地方政府增加新的税源等，减轻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其次，在严控房地产市场的同时，推动地方发行市政债，探索地方债的市场化发行和监管机制；加大政策银行的作用，以政策性银行或国家发行特别国债替换地方融资平台部分，降低债务风险；再次，金融创新方面，应当推行公用事业项目的证券化进程，以弱化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期限错配问题。

4．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更要注意发挥民间或市场的作用，其核心是将“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落到实处。这就要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促进真正的公平竞争，以及推进金融、财税、项目审批等各方面改革，为民营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这样不仅有利于稳增长，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民营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整个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创造条件。

二、未来五年的形势及对策

（一）从结构性增速转向结构性减速

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模型预测：2011～201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约为7.8～8.7%；2016～2020年，降至5.7～6.6%；2021～2030年，进一步缓慢回落至5.4～6.3%（见表3）。

2、技术学习效率下降。30余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赶超进程之中。赶超所以成功，得益于技术学习效率较高。然而，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技术前沿，技术学习效率趋减，并导致技术进步放缓；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越来越接近科技前沿，我们必须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自主创新。这一转变殊非易事。

3、全球化红利下降。国际上公认，在过去200余年中，1987～2007年是全球最具持续性的繁荣期。基于互联网之上的深度全球化，在进一步模糊各民族国家界限的同时，推动了全球各国经济普遍持续发展。然而，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本轮全球化的弊端，开启了新的全球调整时期，上一轮全球化红利因而也趋于终结。继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正在强制各国经济进行自我调整，并寻找新的全球化模式。

4、要素供给效率下降。随着中国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传统意义上的廉价劳动、资本、土地和环境的供给模式将终结。例如，我们计算，2004～2010年，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了约16.9%。而同期德国增长了4.4%，韩国增长了4.8%，美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则下降了4.6%，日本亦下降3.7%。尽管从绝对水平看，中国制造业部门仍然具有单位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但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已经大大削弱这一优势，并对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冲击。因此，靠政府主导干预配置和动员资源以获得赶超效应的高速增长阶段行将结束，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全面转向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为主导的内生发展方式。

（二）结构性减速的外部因素

除了以上国内各经济变量的变化，中国未来增长还面临外部环境的制约。这主要有：

1、全球再平衡以及全球化格局的重塑，会使中国增长的国际环境趋于恶劣。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不满足于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希望对之进行调整。特别是在经贸和国际投资领域，美欧试图通过改变规则提高其自身优势，并在客观上形成对中国不利的国际竞争局面。其做法包括：给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标签，试图通过确立“竞争中性”原则来降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支持和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考虑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会带来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增加，试图通过气候谈判确立碳排放规则赋予中国更大的减排压力，不同意中国主张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防止中国的技术赶超和中国政府对自主研发的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方面维持对中国的技术管制，另一方面试图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制定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条款，在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采购方面消除对外资和外国品牌不利的条款。

2、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构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格局。第三次工业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服务化。目前，发达经济体仍引领着这一潮流。这将使得发展中经济体逐步丧失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这是因为，制造环节的劳动贡献将会被压缩和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化、创意和设计。这种新的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将可能使发达经济体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重拾制造业优势，给尚处于传统意义上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带来重大挑战。

3、资源环境的外部约束增强。从世界发展历史看，十八、十九世纪崛起的现代化国家，其人口规模不过千万级；二十世纪崛起的现代化国家人口规模则是上亿级的，其中，中国的人口就占去世界的五分之一；而二十一世纪崛起的现代化国家，人口规模将普遍达到十亿级。这意味着，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全面崛起，未来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的外部约束，较之过去30余年，会有进一步增强。

（三）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从“平稳较快”到“稳速增效”

1、我们认为，结构性减速固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更多地则是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和机遇。抓住这一机遇的核心，是将我国经济运行的指导方针从“平稳较快”转变到“稳速增效”上来。

所谓“稳速”，就是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并依据它的趋势变化进行增速目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刻意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在这样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中，我们当可推动全面、深入的结构调整战略，将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所谓“增效”，就是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并籍此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风险。

质言之，稳速增效的核心，就是用质量效益的提高来弥补速度下降的缺口，进一步强化财富的积累，提高人民的福祉。

2、我们的分析显示：未来5～10年，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若保持在潜在增长率水平上，便能在通货膨胀率不高的条件下，实现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同时，根据中国社科院对GDP的非农就业弹性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关系的分析，2013～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若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就能保障城乡就业稳定。这意味着，未来5～1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应当从重经济增长速度，切实转变到全面提升质量和微观经济效率、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上。相应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从侧重需求管理，转变到全面供给管理上。要实现上述转变，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四）未来五年的政策建议

鉴于潜在增长率下滑，未来我国宏观政策应更注重从供给面着手，进行结构调整和推动各项改革。主要有：

1、汲取发达经济体面临增长率下滑时的经验教训，通过供给面机制的调整，实现经济平稳过渡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美国出现滞胀，还是后来日本产生泡沫经济，其在一段时期中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普遍误判了潜在增长率，并主要依赖需求管理政策刺激经济。反之，美国所以最终走出滞涨，而日本陷入“失去的20年”不可自拔，基本原因就在于前者最终将调控重心转向了供给（出现了所谓“供给学派革命”），而日本则抱着传统的需求管理范式，不思与时俱进。鉴于我国目前的状况与美日当年极为相似，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这些经验教训。所谓着重从供给面入手，主要方向是提高潜在产出水平，政策则主要依赖减税，打破垄断、放松规制，以及千方百计促进资本形成和储蓄增加。

2、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使得与保就业相匹配的经济增速可以略低，从而需求刺激也可有所减弱

近年来，我国增长率与就业率水平相一致，增长速度降低与劳动者供给速度降低基本同步。这种格局的存在及延续，使得我们不必刻意为提高就业而提高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经济增长下滑，但求人倍率一直大于1，说明劳动力供给不足超前于增长的下降。2007～2011年，我国外部环境发生了较为剧烈的波动，最近两年来，国内宏观经济下行趋势也非常明显，但是，非农部门的增长仍然有效地创造了大量新增就业岗位。根据我们的测算，这五年，非农部门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27，即非农部门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增加0.27个百分点。该参数值在近五年来的波动很小。而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更加明显，把16-59岁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更反映当前的现实情况，而这一部分人口在未来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负增长状态。因此，未来五年经济增长若维持在7%的增长水平上，我国仍然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以保持劳动力市场稳定。换言之，我国的宏观调控毋需采取额外的需求刺激政策来增加就业岗位。

3、放松管制，打破垄断，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生产率提高

从统计数据来看，1970年至1990年末，发达经济体普遍出现了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大趋势。那时，发达经济体第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或等于第二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入2000 年以来，随着第三次产业规模的扩张和劳动力向服务业部门持续转移，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出现递减趋势。第二产业的生产率逐渐接近甚至超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产业结构的持续演进，在发达经济体中，第二、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将稳定在一致的格局上。

与发达经济体相反，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服务业部门，是在效率比较低下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是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进程中发生的。若这种状况得不到根本改善，将直接恶化社会整体生产率，进而阻碍国民收入的持续提高。

遗憾的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也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服务业生产率低下，主要与两个方面因素有关，其一，我们片面地将提高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视为无条件的“发展规律”，从而采取了大量“不计成本”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其二，我国服务业是高度被管制的，这包括价格管制、准入管制等等，使得其难以形成提高效率的竞争态势。针对上述第一个原因，我们应认识新型工业化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确立以提高效率为前提，着力通过制造业的服务化来推动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针对第二个原因，我们应通过放松管制，打破垄断的改革措施予以解决。

4、标准定义的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但通过数量与质量上的提升，将会获得新的“人口红利”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到2015年就会结束。但实际上，通过延长退休时间、提高劳动参与率等方式等，我们仍可以获得劳动力数量的扩张。另外，从质量上，增进人力资本，更是获得人口红利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医疗社保方面的社会性投入。

5、传统的全球化红利虽在逐步消失，但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将会产生新的全球化红利

中国在既定的全球规则与分工体系下，依靠低成本优势大量出口的传统的全球化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不过，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参与到全球化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将会获得新的收益。全球化规则的修订，本质上是改变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势。做得好，当可更好地扬长避短。比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在更广的范围和深度上被国际社会接受等，就一方面可以减少大量储备的账面损失，同时也有利于在未来的全球金融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上有发言权，那么就会在大宗商品价格谈判中处于有利位置，从而大量节约成本；至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种种条款、指标以及碳交易等等，这些方面的规则制定将会影响到未来的产业发展格局以及各国责任和成本的分担，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因此，积极参与全球化新规则的制定，使全球治理结构变得有利于我，是面对新形势的重大国策。

6、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纵观过去30余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改革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仍然要高扬改革的旗帜。

我们强调未来的改革应全方位推进，但我们更强调供给面机制的改革：其一，理顺资源能源价格，以及深入推进劳动、资金、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目的在于保证这些要素得到有效利用。这样，一方面资源能源土地等要素才能得到节约，另一方面，在真实要素成本的“压迫”下，也才能直接推进各类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的发展。其二，推进财税改革，特别是结构性减税，这将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企业减负，增加有效供给。其三，推进金融改革，重点是从我国人口结构变动的基本事实出发，重新安排我国金融的机构、市场、产品发展规划，重新塑造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寻求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有效协调配合。其四，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将提高供给面的效率，并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参考文献：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经济研究》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