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能量

文／刘伟

北京西南方向，荣乌高速865号出口，有一座仿古的大理石城门，上书“北方服装名城”几个大字，这里就是河北容城、举世瞩目的雄安新区核心区域。

2018年4月14日，雄安新区成立一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指出雄安新区将着眼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创造“雄安质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

在两万多字的《规划纲要》中，“绿色生态”四字极为醒目，雄安新区的发展定位，首条就是“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绿色”被定义为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未来的雄安新区，将是“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新城。

但是，目前置身容城，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个北方县城的普通样板：下高速之后的城门和环岛，环岛中央的“容和塔”雕塑，夹杂在车流中的农用车和摩的，灰蒙蒙的建筑和马路，以及马路上稀少的人流，都带着北方特有的味道。环岛往西，闻名遐迩的奥威路上，毫无特色的灰色建筑一字排开，只有那些醒目的国字头招牌暗示了这个地方的不同寻常；环岛往东，是一片荒地，在荒地中央、视线所不能及的地方，则是刚刚建成的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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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也有样板，那么市民服务中心或许可以担此大任，这座外立面为蓝色的装配式建筑群几乎完全被树木掩映，看起来低调、轻巧、富有科技感，其中包括一期的政务中心、二期的企业办公周转房和三期的雄安集团自办公区。资料显示，市民服务中心的建筑工期比传统模式短40%，建造过程中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则比传统建筑少了80%。

不是先声夺人的高楼大厦，也不是刻骨铭心的纪念碑，更不是“要想富，先修路”的通常套路，这都在颠覆着我们对一个国家级新区“千年大计”的假设。在市民服务中心内部的各种文字介绍上，出现最多的也是绿色、智慧、融合、普惠等字眼，让人想到《规划纲要》中那些更为精确的描述：“蓝绿空间比稳定在70%”、“远景开发强度控制在30%”、“起步区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9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达100%”，以及另外一个更为醒目的“100%”——“终端能源消费全部为清洁能源”。

但是，返回“容和塔”，在灰蒙蒙的天气中看这座北方小城，自然会产生的疑问是：为什么城市能源系统会占据《规划纲要》那么多的篇幅？一个百分之百清洁能源的城市能源系统，距离这里，究竟还有多远？

为什么？

要看懂能源系统在整个雄安新区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做一些历史的回顾。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雄安也不是一夜之间决策的结果，其背后，是围绕京津冀协同一体化这一问题长达四十多年的酝酿。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最初被寄托在国土空间规划上，早在1976年，国家计委就组织了“京津唐国土规划课题研究”；随后是经济发展，80年代成立的“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是全国最早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此后的20多年间，“首都经济圈”、“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等概念换了又换，三地政府经历了漫长的博弈，很多问题被暴露，如北京的大城市病和其作为首都的傲慢，河北发展观念的落后，地方政府的分割问题，公共管理的碎片化问题，人口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问题，等等。最后真正把三地联系在一起、不得不“协同”起来的，是环境和大气治理。

空气是流动的，空气质量是产权无法分割的资产，所以对空气的治理，最需要也最容易打破地区间的区隔。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开始于2008年奥运会期间，当时，三地联同内蒙古等地，共同制定并实施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大气质量保障方案》，确保了奥运会召开的17天中，北京市的大气质量达标率为100%。后来，以此为样板，三地又相继合作实施了2014年的APEC会议空气质量保障、2015年阅兵期间的空气质量保障。这些行动，虽然没能避免“运动式”的色彩，却是三地联手的正式实践，并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但是，随着空气质量逐渐演变为一个常态性的民生问题，靠停工、限行等权宜之计已经远远无法满足治理的要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在治理上的分割始终是个无解的难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魏娜认为，虽然京津冀三地在跨区域大气污染合作治理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囿于大气污染治理的属地主义局限以及三地空气治理上的“利益差”，京津冀并未建立起跨区域大气治理的常态性和实效性机制。

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更深层次入手，那就是能源系统、尤其是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2017年11月，京津冀三地发改委共同研究制定了《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作为一个三年期的行动计划，其目标显得保守了很多，但依然可以看到很多《规划纲要》的影子，如同样强调区域电源的布局和特高压输电通道建设，同样强调区域清洁供热；在终端能源消费方面，提出到2020年，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终端能源消费量的比例将达到30%，并且要优先安排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上网，实现在京津冀区域的一体化消纳。最终，则是通过能源设施的一体化、市场建设的一体化以及体制机制的一体化，打造一体化的新型能源系统，保障整个京津冀地区的能源安全。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虹认为，这个计划的出台，意味着京津冀三地协同的工作重心，从以环境保护治理为主，逐渐转移到了能源规划与发展的协同上。而协同的内容，则从基础设施等有形的载体，一直拓展到管理协同、创新协同、市场协同、治理协同等各个层面。

能源能不能起到这样提纲挈领的引领性作用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史丹告诉记者，能源除了为经济发展提供能量的支撑，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现有的很多科技变革是集中在能源领域的，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能源变革不但可以满足社会对绿色能量的需求，而且其所包含的技术创新因素，也可以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引擎。

雄安新区的建立，作为京津冀协同一体化的核心实践，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同样将能源系统提到重要地位，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实际上，以能源变革引领区域发展，对雄安新区所在的保定市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早在2008年，保定就已经被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住建部评选为“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首批试点，并成为中国第一个提出自己碳减排目标的城市，并由此激发出了很多经济和产业的尝试。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赵新峰曾经对保定市的低碳产业和白洋淀的生态环境做过多年追踪，他指出，保定“低碳城市”的战略意图，一是希望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二是依靠能源结构优化，以低碳替代化石能源；三是依托产业结构调整，降低高耗能产业的比例，这个思路整体是正确的，但是，保定低碳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的高碳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产业链上的大户也是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大户。在缺乏技术创新支撑、污染防控技术没有根本提升的情况下，光伏产业的快速增长反而加剧了地区的环境污染，把低碳产品奉献给了他人，把污染留给了自己。因此，赵新峰认为，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中，应该把生态文明和能源结构调整纳入更为顶层的设计当中，将绿色发展的理念纳入区域内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共荣以及行政单元与部门之间的合作共赢，这才是雄安新区未来发展的可行路径。

如何更有效地发挥能源的引领作用，也是中科院“雄安新区智慧能源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17年，以中科院院士陈维江为首的专家团队做出的一份建议提到，国际一流城市的综合能源规划，已经由主要关注能源的保障充分供应，转变为更加重视能源在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方面的驱动作用。雄安能源系统作为一张“白纸”，没有传统路径依赖和既有利益藩篱，最有可能摆脱传统能源体系束缚，也最有条件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成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战略思想在城市全面落地的样板和表率。因此，他们建议，未来的雄安新区，应该建设“驱动发展型”的城市能源系统，在保障高水平能源供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能源驱动城市全面发展的功能作用。

怎么来？

无论在哪里，“终端能源消费全部为清洁能源”，都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

在各种彻底的或不彻底的尝试中，与雄安新区规划中的人口规模最为接近的，有拉美小国乌拉圭。乌拉圭人口340万，2015年全年，有超过94%的电力供应来自清洁能源，主要包括风能、水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另一个例子是德国北部城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里拥有人口282万，2011年实现了电力的100%清洁供应。较近的案例，则有我国的青海省，青海省人口588万，2017年6月17〜23日，全省仅靠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安然度过了一周的时间。

但无论是乌拉圭，还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都是清洁能源富集地。乌拉圭仅风能就提供了38%的电力供给，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则是世界上风能利用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青海省作为我国的清洁能源大省，也仅能实现部分时段的百分之百清洁能源。而且，从大规模消纳的角度看，清洁能源依然造价昂贵，如乌拉圭每年在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的投资，占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

从环境承载力来看，《规划纲要》提到，雄安地区“地质条件稳定、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低”，这主要是针对其人口密度和产业密度而言，目前新区三县人口密度仅为726人/平方公里，单位面积年经济产出1355万元/平方公里，不仅低于北京，也远低于深圳和上海浦东新区，人们都说雄安新区近乎“一张白纸”，正是针对这一特点而言。

但从资源禀赋来看，雄安新区称不上清洁能源富集地，其优势主要在地热，初步勘探可采地热资源量为142亿吉焦，主要分布在雄县和安新；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主要分布在雄县，年产原油70万吨、天然气1800亿立方米。但不同的调查研究表明，由于地热资源集中的雄县距离主城较远，新区地热资源利用范围存在一定限制，而天然气的使用范围，则应限于居民炊事和重要单位备用电源，同时长远谋划利用更为清洁的替代燃料。

而雄安的劣势体现在，它是一个缺水的地区。

2015年，雄安新区的用水量为2.53亿立方米，其中地下水开发利用量占用水量的97.6%，目前的用水赤字为1.4亿立方米，三县地下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超采。此外，据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模拟研究表明，2026到2046年，将为华北地区的极端干旱时期，雄安新区水资源短缺的形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如此一来，要实现“终端能源消费全部为清洁能源”的目标，雄安仍需大量的区外能源供应，通过电力，把其他地区的清洁能源输送进来。

所以我们看到，电力和电力保障在《规划纲要》中被放到了醒目的位置。在“保障新区能源供应安全”方面，电力被居于首位，未来的蓝图，是“形成以接受区外清洁电力为主、区内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为辅的供电方式”。

按照国家电网制定的《雄安新区电网规划》，雄安新区外送电将按照全容量保障、多能互补和就近落点的原则进行规划。具体的实施步骤，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介绍，是先期规划新建“张北~雄安~石家庄”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将张北地区风光电力送至雄安新区消纳；远期规划建设“西南水电~河北南网”±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将西南地区的水电引入河北电网，形成“北交南直、北风南水”的格局。根据《规划纲要》，还要充分消纳内蒙地区的风电、光电资源，同时长远谋划利用沿海核电。

“北风南水”对于雄安来说，是一个极具可行性的方案。河北风电资源丰富，陆上技术可开发量超过7000万千瓦，主要分布在张家口和承德坝上地区。根据《河北省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发展规划》，到2020年，示范区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将达到2000万千瓦，其中风电1300万千瓦，光伏600万千瓦，光热发电100万千瓦。雄安新区距离张北新能源基地260公里，风电、光电送至雄安新区，是成本较低的选择。

水电方面，按照2017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促进西南地区水电消纳的通知》，到“十三五”期间，仅四川就将新增2000万千瓦以上的送电能力，云南的新增送电能力，也将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相关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建设和西南水电消纳效率的提高，也将为雄安的清洁能源供应，提供保障。

按照《规划纲要》提出的产业发展重点，雄安新区将通过承接符合新区定位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高起点布局高端高新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高端高新产业在用能上对供电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规划纲要》对供电可靠性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即“新区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9%”。对此，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解释说，供电可靠性达到99.999%，意味着用户年均停电时间将不超过5分钟，而新区起步区的供电可靠性达到99.9999%，则意味着用户年均停电时间小于0.5分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电网公司将通过加强网架结构、打造电网智能化系统以及建设中低压直流配电网等措施，打造国际一流的地区电网。

依托百分之百清洁能源的电源结构和世界最高水平的供电可靠性保障，雄安将建成全球首个全时段100%清洁电能供应的城市电网。

电力对于雄安新区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输送外来清洁电力上。《规划纲要》提出，将“打造绿色低碳、安全高效、智慧友好、引领未来的现代能源系统”，对此，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指出，新区智慧能源系统是现代能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是结合新区数字城市建设，以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云平台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为支撑，以智能电网为主要能源配置平台，最终目标，是实现高效、互动、融合的能源系统。

怎么用？

建成一套百分之百清洁的能源系统，或许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但建成之后，应该怎么用？

首先是能源系统与产业的衔接问题。

先来看存量的部分。容城是“北方服装名城”，拥有两千余家服装加工户，从业人员为7万左右；安新县是白洋淀景区所在地，除了旅游业和服装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核心产业——制鞋业，主要集中在三台镇，那里有90%的当地人都在从事与制鞋相关的工作；雄县则拥有四大支柱产业：纸塑包装、乳胶制品、压延制革和电线电缆，有12万产业工人，是三县之中民营经济最发达、最“藏富于民”的地区。雄安新区的存量产业虽然经济效率低、附加值不高且污染严重，但因为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也养活了当地的百姓。

史丹认为，传统产业的退出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城市形态的转变，一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服务型行业，会自动与高端产业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些的确无法适应的产业，市场的力量会使其退出，但从短期看，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进行适当的政策补贴。从长期看，只有加大科技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才能使它们真正具备应对未来的能量。

再来看增量的部分。按照“产业先行”的传统规划思路，能源系统只是作为产业的被动适应出现的，产业如果低端、低附加值以及高耗能，那么能源系统也只能被动地以高碳、高污染的模式运行，但如果是在“能源先行”的思路下，清洁能源系统中所蕴含的科技、智能基因，能够自动吸引前沿、高端的产业，这正是《规划纲要》中所提及的产业发展重点，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现代服务业和绿色生态农业。能源与产业在科技方面的联姻，将为雄安未来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其次，一个看起来有些“杞人忧天”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大部分依靠外来能量的能源系统，对不同的参与主体以及周边地区意味着什么？它将有效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还是会成为一个不断吸附资金、人力、政策资源和各种能量的“黑洞”？

史丹认为，在资金方面，早期肯定要依靠政府的大规模投入，但政府应该将主要的力量放到统一的规划与标准的制定上，为厂商的后续投入提供明确的方向，才能避免走弯路和重复建设。未来可以依靠市场的力量形成一些发展基金，帮助企业获得收益。在清洁能源成本尚比较昂贵的阶段，可以通过相应的价格机制以及用户端的奖惩措施，来形成对于新能源企业的激励，保证其收益。

保证经济性的另一个途径，是充分发挥雄安样板的可示范性和可复制性，只有让企业在雄安发展出一些具有市场推广价值的样板，才能增强新区建设对厂商的吸引力。

可示范性，也是中科院“雄安新区智慧能源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所关注的问题。他们认为，“先行示范性”城市能源系统是对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示范引领功能定位的重要体现，应该在最大范围内实现先进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示范，引领中国面向未来的城市能源系统构建与转型。

他们建议，在满足雄安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对全国城市能源系统建设的示范作用，制定示范应用方案，做好技术先进性、经济适用性和战略前瞻性之间的综合平衡。既要保证高新技术在雄安新区的示范应用，又要避免不计成本地建造成“高科技博物馆”。研究能源价格机制、市场体系和监管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方案，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进行有序示范。

赵新峰则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对雄安的“绿色情怀”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未来既应该注重时间维度上的纵向协调，也应该强调同一时空上各个主体和单元的横向协调，在路径和愿景的有机统一中，实现永续发展的目标。

而一个可持续的能源系统，一个真正能够落地的能源系统，一定是一个智慧、灵活、人性的能源系统，通过终端能源消费的电能替代，通过整个城市的智能网络建设，最终实现多能互补、共建共享以及精准高效的能量传输。

文章来源：《能源评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