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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全球价值链的世纪。各国的发展都离不开全球价值链的依托。然而，由于近年来各类纷繁复杂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的巨大扩散，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框架正在失去其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心地位，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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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真正有利于全球化经济贸易福利的增进。这篇报告的作者认为，真正面向21世纪的高标准的多边贸易规则框架才是实现全球价值链利益、增进全球经济福利、完善全球贸易治理的最好方式。

——亚夫

全球价值链（GVC)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谁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整个价值链的财富和利益分配的流向，全球贸易竞争也正在演变为是以价值链竞争为基础的“规则之争”。

归结起来，“全球价值链”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

国际贸易规则历来是国家间利益博弈的结果。被称为“21世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TPP非常强调原产地规则。但是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和发展趋势看，原产地规则将人为割裂全球价值链，造成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重新调整，并不能实现所谓什么“公平贸易”。

与TPP轨道相比而言，有助于整合亚太内部的次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区（RTAs/FTAs）的FTAAP（亚太自贸区协定）建成后所得到的福利要高于TPP等亚太地区任何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途径。

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演进的大趋势看，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完善，需要将区域自贸协定置入真正全球化的价值链中考虑，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高标准框架下，应该秉持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朝着统一的多边规则而努力。

张茉楠

全球价值链催生下一代贸易规则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谁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整个价值链的财富和利益分配的流向，全球贸易竞争也正在演变为是以价值链竞争为基础的“规则之争”。

近十多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组织形式。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1938年仅为0.7%，1948-1990年为6%以上，1990-1997 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1980-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2014年超过38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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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体系。

归结起来，“全球价值链”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在这一新体系下，各种产品的价值链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不断延展细化，这直接导致以国为单位的传统通关统计无法正确反映国际产品分工链条中各国的实际价值创造，传统的“货物贸易”转变为“任务贸易”，“世界制造( made in the world)”成为当前生产全球化的典型写照。各国/地区、各产业已然融入了庞大的全球价值链之中，对国际贸易、投资模式、竞争力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相对应的，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对传统贸易政策的理念与内容提出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全球价值链使得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由单一的竞争排斥，转变为分工合作与竞争角逐二者的并存，由集中于顺差与逆差的矛盾，转变为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的选择，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增加了各国通过贸易来双向盈利的潜力和动力。

而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对全球贸易与投资的规则也提出了新的诉求，它要求传统的以边界措施和市场准入问题为核心的贸易政策需要向以边界内措施和规制融合为核心的下一代贸易政策转变。那种狭隘口径的基于传统生产与贸易模式的贸易政策和贸易规则已不再适用，需要重新定义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即所谓“下一代贸易政策”。

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实践表明，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会阻碍外向型投资，而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些传统规制措施，诸如，市场准入限制、当地含量要求、贸易平衡限制等也会削弱出口竞争力，影响贸易。因为在全球价值链下，中间产品进口的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和放大效应，显著提高贸易保护成本。中间产品要进行多次跨境交易，即使这些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平很低，保护程度也会被多次累积，进而严重影响最终产品的成本与价格。通过大幅度削减中间品关税和降低非关税壁垒，能够有效降低下游加工制造行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一国在最终产品市场中的出口竞争力。因此，近些年来，更好的实施贸易便利化，有效增加全球福利越来越成为下一代贸易规则的新指向。

随着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工网络的深入使得跨国公司将产品价值链分割为研发、设计、原材料与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若干个独立的环节，并将每个环节配置于全球范围内能够以最低成本完成生产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全球价值链主体的跨国公司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根据UNCTAD（2013）统计，2010年全球大约80%的总出口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相关联，这表明跨国公司是GVC分工布局的主导力量。也正因如此，在TPP协定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把以往只有在双边条款中的“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机制”，首次扩展到多边机制之中。ISDS机制给予跨国企业在签约国更大的权力，它可以对签约国政府的法律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要求赔偿，这极大地扩张了跨国公司的福利和利益分配。因此，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美国经济也成为TPP协议中最大的受益者。

亚太价值链的全球影响及其发展演变

1．中国已越来越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

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出口总额已经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左右。2011年，中国贸易增加值迅速增长到15744.2亿美元，超越德国和美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增加值最大的经济体；从贸易增加值的增速来看，1995-2011年，中国的贸易增加值年均增速最高，达到16.3%，远远高于全球7.3%的增速，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加工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标志，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加入WTO的十多年来，中间品货物贸易量的年均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中国中间品贸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本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禀赋, 生产层次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再输往国外；二是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 利用本国的劳动力禀赋对其进行加工和组装, 生产成最终产品或中间品后出口到国外（即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主导模式。

也正是得益于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中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规模与深度兼具的制造基地，在制造业的大多数部门和生产环节都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在电子、汽车、机械等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部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产业转移。

2．亚太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中最重要的一环

本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繁荣要看亚太，而亚太的繁荣更多得益于亚太贸易的繁荣。近十年来，亚太内部的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由2001年的15.94%上升到2011年的25.97%，区域各经济体对中国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在同步上升。2013年，亚太地区GDP总量合计42.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74.9万亿美元的56.8%，贸易总量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6%，区内贸易比重高达67%，市场容量越来越大，这其实主要是梯度国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驱动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贸易的两倍，而且远远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EU)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亚太价值链（尤其是东亚价值链）是全球贸易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也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中间产品贸易的增长比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要快得多，东亚对于这种新型国际专业化生产模式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数据显示，亚洲区内贸易额中60%-65%为中间产品贸易——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国际产业链中，日本、韩国等将中国作为生产链的终端，中国则需要从东亚较发达经济体进口半成品和高技术零部件，同时从东盟进口能源矿产等大宗品，然后将制成品销往欧美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全球价值链循环。

从区域发展优势来看，亚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差异，而不少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又可以形成互补，亚太经济体可以通过彼此市场的进一步对接，扩大需求规模，利用垂直专业化机制实现差异化竞争和专业化发展，从而为构筑完整的价值链接创造条件，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南”、“南-北”贸易的传统方式，正在形成以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方式。

3．亚太价值链中 “中国角色”的转变

从亚太价值链的演变历程看，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亚洲（东亚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起，逐渐形成了以制造业转移和升级为背景，以产业间垂直分工为特征的“雁行发展模式”，以日本为“头雁”引领本地区经济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增长。

然而，伴随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承接产业转移而形成新的“经济引擎”，区域不同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日益复杂，使得传统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明显缺乏技术和创新的可持续性。“雁行模式”中层次分明的分工格局，逐渐让位于以跨境直接投资、跨境生产协作和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要形式，具有生产多样性、充满活力的货物贸易网络。

第二个阶段：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和生产网络中的角色日益突出，主要扮演着加工装配的角色，即从日本、韩国等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进口中间品，经过加工装配后再将最终产品出口至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了“稳定三角”模式。在这一全球化的新模式下，东亚成为全球垂直生产网络发展最为迅速地区。

第三个阶段：自2003年起“日本→中国”关联愈加重要。中日两国既是生产大国，又是贸易大国，据WTO 统计，2013年，中国、日本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达4.16万亿美元、1.5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11.50%和4.11%。加之韩国为主体，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东亚区域价值链也随之演变为“加固三角”模式。

第四个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心环节位置尤为突出，自2010 年起，以中国为中心，东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西联欧盟，南联澳大利亚，并通过“中国→美国”、“中国→墨西哥”关联将西半球的北美连接起来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基本形成。

纵观亚太（东亚）价值链快速发展历程，中国起到了关键的角色扮演作用，使区域内贸易流向发生了显著变化。东亚与中国之间贸易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内贸易增长的中心，大大地改变过去区域内贸易流向，并逐步成为连接东亚、欧洲和北美的稳固桥梁和贸易枢纽，其突出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是贸易流向先从原来以日本为中心逐步向中国转移。数据显示，1995-2005年间，中国成为区域内其他地区出口增长的主要目的国，几乎所有国家对日本的出口比重都下降了。这些都表明亚洲贸易流向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中国崛起的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贸易流向从原来的以日本为中心逐渐向中国转移。

二是中国取代日韩成为欧美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东亚“三角贸易模式” 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取代日韩成为欧美的主要进口来源地。数据显示，欧美从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的份额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从日韩进口占其总进口的份额则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开始，欧美从中国进口的份额超过日本；从2005年开始，中国已经取代了日韩成为欧美的主要进口来源地。

三是中国出口中由别国（地区）提供的中间品价值主要来源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而且比较集中，这些经济体所提供的中间品构成了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亚洲供应链。入世以来，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中亚洲国家（地区）所提供的中间品价值比重大幅提升，其中日本占比最高，其次为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等，东亚其他地区总占比达到亚洲国家（地区）占比的一半，而来源于美欧等发达地区提供的中间品价值却较小。由此可见，亚太价值链之于中国，以及中国之于亚太价值链都异乎寻常的重要。

实现全球价值链利益的最好方式：多边主义

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TPP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取得实质性进展，但TPP到底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发展还是相反还未有定论。事实上，早在2013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院合作与项目主管、高级客座研究员帕里特在《处于“十字路口”的亚洲贸易格局》中就曾提出：TPP令亚洲地区本已复杂的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亚洲贸易治理功能性的复杂局面，源自于不同贸易协定所产生的多套规则和程序，面临重叠化、碎片化或者称之为“意大利碗面”的风险。

而国际贸易规则历来是国家间利益博弈的结果，面对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新格局和规则变化的大背景下，被称为“21世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TPP却更加强调原产地规则（以确认产品是否属于TPP区域范围内并给予优惠待遇）。如果全球价值链角度和发展大趋势看，原产地规则不仅人为割裂了全球价值链，造成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重新调整。

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也至少存在两个弊端：一是由于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存在，统计跨境总量贸易而非净增加值会产生大量重复计算；二是由于没有反映出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所以双边贸易统计中包含了他国中间投入品价值。如在“三角贸易”模式中，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中就包含了大量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可以显见，TPP并不是号称的所谓什么“公平贸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资源变得更加有限，全球经济趋向做“存量分割”，区域自贸协定竞争更趋激烈。各经济体开始逐渐转向小多边贸易自由化。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24条以及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曾明确规定WTO对自贸区建设的态度，是自贸区与WTO多边体系共存的基础。然而，GATT第24条本身的缺陷因有效规制的缺失，让FTAs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侵蚀了全球一体化进程以及多边体系框架。

本质而言，TPP等区域贸易协定是以WTO的例外为基础而实施的一种特惠贸易，这类区域贸易协定存在几大突出问题：

第一，由于各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不同，同一种产品来自不同区域和国家关税不同，安全标准、环保标准、市场准入标准不同等势必要加大各国外贸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并不利于全球贸易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竞争。

第二，由于自贸区具有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的特征，因此，在成员国之间贸易壁垒降低的同时，对区外经济体则构成更高的壁垒，会产生贸易转移的效果，因此区域利益并不代表全球利益。

第三，而最不想见到的结果恐怕是，如果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各行其是、相互排斥，搞歧视性和排他性，将偏离融合趋势，造成全球价值链和多边规则的碎片化，也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贸易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倒退。因此，TPP轨道并非真正有利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利益的公平分配。

全球价值链的大发展呼唤真正公平的全球贸易规则，但这却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更加强调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权、高标准、主张建立更“开放、公平、自由”的规则体系，而新兴经济体则更强调合作，注重贸易与自身发展的关系，倡导建立适合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贸易规则。在TPP框架下，美国主张“高标准”的国民待遇和投资规则，无疑将给东亚后发经济体发展新兴产业制造一定障碍。

与TPP轨道相比而言，有助于整合亚太内部的次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区（RTAs/FTAs）的FTAAP（亚太自贸区协定）建成后所得到的福利效要高于TPP等亚太地区任何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途径。

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演进的大趋势看，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完善，需要将区域自贸协定置入真正全球化的价值链中考虑，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高标准框架下，应该秉持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朝着统一的多边规则而努力，继续推动以“巴厘一揽子协议”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框架下运行，这是实现全球价值链利益，增进全球经济福利，完善全球贸易治理的最好方式。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