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里不止有音乐，还往往印刻着历史。

今天这篇文章讲述的，是被“台湾民歌之父”胡德夫的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和他的朋友用一首首歌唱出所处时代发生的事，唱出他们自己的追寻与抗争。这背后有台湾原住民的命运，也有文化冲突之中的幻灭与责任。

胡德夫（排湾语：Parangalan、简称：Oraara，1950年11月10日－），具台湾卑南族、排湾族血统的台湾音乐家。被誉为“台湾民歌之父”与“台湾原住民运动先驱”。

那些旋律如今已经成为“经典”，但唱出它们的人几十年来所走过的路，却并非美丽和芬芳。

采写 | 新京报特约记者 徐振宇

新京报书评周刊专访胡德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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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胡德夫五十五岁，发行了自己第一张专辑《匆匆》。次年，台湾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他一举拿下六项提名，最终拿下最佳作词人、最佳年度歌曲。同年，凭借《十一月的萧邦》登上各大音乐榜的周杰伦颗粒无收。

胡德夫被冠以诸多头衔，其中包括台湾“民歌之父”，在音乐节上，歌迷会呼喊老爷子保重身体。马頔喜欢叫他老爹，两人似乎一见如故。记者采访结束后，胡德夫特意从台湾带了礼物，准备去看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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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专辑《匆匆》封面。2006年，胡德夫凭借该专辑中单曲《太平洋的风》获得第十七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作曲人奖。

仅仅二十多年前，这位60多岁的男人，人生仍处于深渊之中。

那是上世纪90年代。胡德夫拖着破损的身体，拄着一把拐杖，还有两个孩子，回到80多岁的老母亲身边。前几年，为了争取原住民权利，胡德夫疲于奔走，最后家产散尽，妻离子散，还弄坏了身体。

胡德夫是台湾原住民，多年未归的部落让他感到陌生，这里不再有他歌里唱的满山月桃花和飞舞的蝴蝶。反观自己，现实把他摔到谷底。被骨刺折磨痛无可忍的时刻，他甚至让朋友把炸药绑在自己身上，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朋友不忍见他被病痛折磨，答应照办。当帮他点了火，正想起身跑开一刹，又徒手按灭火苗。两人抱头痛哭。

在家乡隐居的三年，胡德夫独自在海边居住，姐姐们偷偷地来到这间屋子里晒锅、晒米，怕被他看到。

每天早上，快五十岁的胡德夫走在海边，看着红色的太阳从海底往上爬，蓝色的海风让他回想起自己的出生地新港就在五六十公里外。1950年，外祖父赶来为他接生，用海水为他洗澡，如同他在歌词里写的，“太平洋的风，为我吹来第一件衣裳。”现在，太平洋的风吹的，却是他的骨刺和灰暗人生。

那年的中秋节同样让胡德夫刻骨铭心。所有人都在团圆，他却要面对家庭完全的破碎。两个孩子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胡德夫毫无收入，只能当着老母亲的面，把孩子送到收容孤儿和残障儿童的育幼园。老母亲80多岁，抱着树大哭。

送走孩子，胡德夫在绿色隧道的茄苳树下对着天空大喊，”我只剩下声音了。告诉我，我还有什么路可以走。要不要带我去唱歌啊。“

胡德夫在家乡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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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这个部落女巫的孩子，由童年和故乡构建。他生于1950年，是战后的一代，11岁离开部落，考入淡江中学后又进入台湾第一学府，台大。但童年的影响无处不在，他离开的越远，故乡和往事越是从难以预料的时刻钻出。他一遍一遍地在音乐和语言中重构芬芳的山谷、大武山美丽的妈妈，试图回望家乡。

胡德夫的出生地在台东大武山，中央山脉最南边，终年无雪。山顶常年被云雾笼罩。排湾族人称它为“天空”，意味着圣山。原住民部落依山傍海而居，加上道路崎岖，森林深处人迹罕至。

台湾大武山一带地貌。

小时候，胡德夫习惯与部落里的大人一同狩猎，常打飞鼠，当飞鼠受到枪声或猎刀敲打的惊吓，从树洞中爬出在林间滑翔，他就充当猎狗的角色，飞奔过去捉住它们。代价是双手常常被咬的鲜血淋漓。

最惊险的一次是有一年夏天。他独自一人上山，拿着一把双管猎枪。猎枪是中折后膛装填，每次只能装填两发霰弹。

突然传来一阵山猪的叫声。声音浑厚。（它在不远处。）

胡德夫那时候不过十二三岁，却显示出远超这个年龄的冷静，熟练地装弹、瞄准、开枪，一阵凄厉的叫声——打中了山猪的肩膀。来不及开第二枪，山猪已经奔跑着冲来。他像往常一样向后靠去，背抵着树，只是这次没有猎狗不断扑上去拖延时间，而是用铁做的枪加长刺杀距离——如果最后一发霰弹没有击中，他还有时间爬树。

一声巨大的“嘭”，他开了第二枪，也是最后一颗子弹。一头壮硕的将近三百斤的山猪倒在他脚下，距离不到一米。

那时候，没有人叫他胡德夫，而是Ara。40年代中期，日本二战战败、国民党执政，日本人把树木搬走，汉人带来户籍制度和百家姓。命这家族的亲生兄弟一个姓胡，一个姓陈，姓胡的是他的父亲，他被取名叫“胡德夫”。现在，除了家人，已经没有人再叫他Ara，这是外祖父为他取的名字，代表勇猛。

胡德夫幼年时期全家福，前排中间男孩为胡德夫。

“我们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胡德夫说。他的父亲是卑南族，家姓Makakaruwan，意思是人丁最多，他的卑南族名字叫Tuko，是“德夫”这两个字的由来，但很长一段时间，他拒绝直接用这两个字称呼自己，因为“那很像日本人的名字”。在台北，朋友们喜欢称呼他为Kimbo。

母亲是部落里的女巫。胡德夫很小的时候，她就会讲述许多部落的故事，以及一句预言般的话，“你是一个被梦寄托的孩子。”在卑南族语言里，梦同时意味着责任。

“以前的Ara蒙着眼睛，是不能去看人的。我这个Ara。特别想眼界打开来看看，看Ara不能看的世界。”

胡德夫说起这些童年的往事，像对他命运一部分的概括。离开山谷后，胡德夫从此跨入另外一个世界，等待他的，是难以想象的幻灭和挫败，以及他的名字所带来的责任。

3

那是一个混杂、交汇的时代。60年代中期，由于越战需要，美台军事联结更为紧密，同时台湾实施十大建设。经济模式的变化，让原住民维持数百年的生活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体。

他们先是被迫“平地化”，接着是许多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要离开山谷或海边的原住民，必须到家乡以外去谋生，否则生存难以为继。（1953年，为了便于管理，当局实施“山地部落平地化”，族人们被强迫离开祖先的土地，迁移到山下的嘉兰部落。2009年，台湾八八水灾，全村数百人被冲进了太平洋。）

那是暴富者的时代，曾经的梦想逐渐变成许多人的现实，盛行的一句闽南话“台湾钱淹脚目”，形容了当时的盛况。

但这世界总是被分成两半，一些人占有，一些人失去，大城市通过每一个失去家园的人来计算GDP。胡德夫被送到这个遥远的地方，看着一个个孩子在矿难中死去，一个个要成为妈妈的女孩被诱骗当雏妓，她们从光亮的地方来到城市，却被这座庞大的机器吞噬。在台大念书时，胡德夫为了解救雏妓，曾带几个年轻卑南族人，提着短刀杀进去救人，对方则拿着武士刀反抗。

少年时期的胡德夫。

“在那个时代，（族人们）普遍还是缺乏信心。”胡德夫说，“上街会埋着头走路。”

歧视和污名化，曾是老一辈原住民的共同记忆。他们被称作做“山胞”，甚至是更有歧视性的“山地人”和闽南语“番仔”。当局政府的教材仍写着日据时代编造出的污名化谎言，胡德夫读书时，不少同学会问，你们家还在杀头吗？这种歧视的大环境，让不少考入淡江中学的原住民同胞，也会不愿承认自己原住民的出身，如果有家人来学校看望，就远远地走到操场边上。

还有不少族人害怕别人看到自己原住民的面孔，只愿露出四分之一的脸。如果被人用不雅的方式称呼，甚至想立刻躲起来，当场否认。令胡德夫痛苦的，还有同胞们的生活：在台北，一家原住民同胞住在破破烂烂的工地上，破板子搭的房子，没有门，家里仅有的米缸没有盖子，孩子要读书，爸爸就在工地里打工……

那个年代对美国黑人同样糟糕，但他们学会了反抗：在世界另一头的美国，黑人平权、反越战愈演愈烈，太平洋的风吹来这些消息，还有Bob Dylan、Woody Guthrie、Joan Baez……

胡德夫记得自己整夜整夜地收听美国广播，播放他乡的民谣，还有睡前从楼下传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噪音和难闻气味。彼时，胡德夫在台大念书，住教会提供的原住民大专青年山地服务中心宿舍，楼下是酒吧，不少美军来台度假，戴着越南绿扁帽穿梭在抚顺街。他们喝酒、骂人、态度永远高人一等。

“有时候碰到他们（美国大兵）跟摊贩说很粗的话，我就会上去让他们道歉”，结局往往以打架收尾。

4

“我是一个意外的歌手。”胡德夫说。

在70年代，哥伦比亚咖啡馆聚集着台北的精英文艺圈，如果你的目光透过它那扇巨大的落地窗，眼前可能会是一番繁忙景象：服务生在桌间穿梭，洪小乔在整理主持稿（长达一年时间，她上电视都用一顶大草帽遮住脸，只露出鼻子和嘴巴），吴楚楚来找胡德夫，还是学生的张艾嘉坐着听歌，她只有19岁，主持一档《每日一星》的电视节目。或许你还会看到当时台湾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胡茵梦。她还未投身电影，常来哥伦比亚咖啡馆听胡德夫唱歌。

那是1972年，胡德夫因身体旧疾从台大英文系辍学，传来父亲患上食道癌的消息，他每天打两份工换取医药费，收入仍远远不够。经朋友介绍，曾有短暂歌唱经验的胡德夫，每周一三五去哥伦比亚咖啡馆驻唱，其余时间在Lost City当店长（他和朋友一起开的铁板烧店）。

长期在哥伦比亚咖啡馆演唱，让这个“意外的歌手”，渐渐被人知晓，甚至被邀请在电视演唱、主持音乐节目，最终成了台湾演出身价最高的歌手。Lost City，这家为了替父亲治病筹款开的店，也“意外”成了台湾民歌运动的河床。

当哥伦比亚咖啡馆打烊以后，年轻人们聚集在“Lost City”。最常见的三个臭皮匠是胡德夫和他的两个朋友，李双泽、杨弦，他们交谈、抱怨、创作，对现实不满，思考什么是自己的歌？我们能不能唱自己对所处时代的感受？

胡德夫与李双泽、杨弦。

这些想要表达新的感受的年轻人，也被人视为无病呻吟。当杨弦唱出自己写的歌，台下会有人骂：“干你娘，长江水是圆是扁，你知个鸟？”

那时候台语歌曲式微，且多为日本歌谣的翻唱，台湾官方大力推行“净化歌曲”，国语流行音乐被视为鄙俗的靡靡之音，面对这样的局面，青年人，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他们选择只听西洋流行音乐，对本土音乐则是唾弃。然而，文化上的大思潮却开始走向回归、反省。民歌运动，就是在这种矛盾里诞生。

回忆起对台湾70年代流行音乐的感受，被称为台湾“民歌之母”的陶晓清说，“大家都在听西洋歌曲。全世界流行文化都跟着美国后面走。偶尔有一些年轻人把传统民歌改成摇滚，台下只会传来倒彩。”

社会氛围上，除了来自美国老大哥强大的文化辐射，社会的松动和混杂，也在汇聚一场各个领域的文化变迁。

如果说每一代年轻人都曾面临压抑的外部空间，胡德夫他们的不同之处可能是不懈地去拓宽空间的维度。他们也曾感到茫然，但尝试寻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并为之奋斗。他们有着更持久的内在动力，而不是现在更普遍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向内扭曲成了一声哀叹，“这有什么办法？”虽然坏消息从来没停过，戒严的阴影仍时刻笼罩着，这阴影却不足以压垮他们，反而让他们的愤怒和迷惘有了新的出口。

对于胡德夫和他的朋友们，这出口是音乐。他们试图用自己的声音，去诉说当下正在发生的事。

民歌运动其中一个引爆点是著名的“淡江事件”，或称“可乐瓶事件”。

1976年，陶晓清策划了一场西洋音乐会，赖声川、胡茵梦都在表演嘉宾之列。原定的重头戏是胡德夫，但演出前一晚，他为了帮人出头，和美国人打架挂了彩，还摔掉了牙齿。于是他跟李双泽说：“你也会唱，上去帮我们撑个场子。“

结果撑场变成了砸场。第二天演唱会，李双泽拿着可乐瓶上台，感慨自己从菲律宾来到台湾，喝的仍是可口可乐，大声质问演唱外文歌的歌手，“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接着，主持人陶晓清质疑，“你说的现代民歌在什么地方？”李双泽在一片嘘声中回答，“在我们还没能力写出自己的歌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们能写出自己的歌为止。”

提起这件民歌运动史上有名的“淡江事件”，陶晓清记得自己当时的怒气，“这人不是来捣乱吗？”

不论是否赞成李双泽的鲁莽行动，演唱会之后，关于“唱自己的歌”的笔战，引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广泛讨论和反省。胡德夫朋友、经纪人郭树楷说，如果说民歌运动中谁极具自觉性，可能只有李双泽。他是菲律宾华侨，在菲律宾成长时受到的排挤，对中国的地下乡愁，让他一直渴望本土文化，当时中国大陆不可回，等来台湾念书，他发现，一切不过都是美国文化的重复。“我猜测他内心是有失落感的。”陶晓清说。

比起失落，李双泽更乐于行动。他跑到恒春听陈达唱歌，帮洪小乔、胡德夫提琴，希望找到自己的群体和本土的歌。

也是在他的推动下，胡德夫写下自己第一首歌《牛背上的小孩》，并在1974年举办个人演唱会《美丽的稻穗》，为了帮杨弦发表他的《乡愁四韵》，胡德夫在演唱会上表演了这首歌。次年，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作品发表会。陆续发行《中国现代民歌》《我们的歌》，随着电台、唱片的到来，唱我们自己的歌的现代民歌运动，引燃了台湾青年创作风潮。局面不再仅仅是西洋歌曲，年轻人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都是赶路人》

作者: 胡德夫

版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7月

对于1974年，马世芳提到了一个不广为人知的细节，在杨弦举办发表会的同一时刻，一个远离台北精英艺文圈的小城少年，因为成绩不佳备受打击，把自己的孤独、茫然、质问写成了歌。他不知道的是，十多年后他会一步一步进入中文流行音乐行业，并彻底改变它的形态。他叫李宗盛。

民歌运动进入真正的爆发，是在1977年，台湾导演、音乐评论家张钊维说。当时新格唱片举办的金韵奖，将先前在文艺青年、愤青以及小资当中累积了几年的能量完全吸纳并释放。校园民歌猛暴性地席卷了整个流行音乐市场，也造成了台湾唱片工业的大洗牌与世代交替。开启了往后二三十年，华语流行音乐工厂的基本格局。

也是在这年夏天，李双泽因救人离世。年仅28岁。

1977年9月10日，二十八岁的李双泽在淡水镇兴化店海滩因拯救溺水的游客而离世。图为在兴化店海滩的李双泽纪念碑。

5

“

“忽然一场运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崔健

”

在为李双泽送殡时，胡德夫和杨祖珺先后唱了《少年中国》和《美丽岛》，而在这之前，大概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李双泽刚写完歌甚至来不及录，朋友们却用他的歌来给他送行。

杨祖珺比胡德夫年轻几岁，因为一度关注工人运动和雏妓问题，被当局列为“问题分子”。1979年初，杨祖珺刚刚出版的新专辑被要求全面收回，本人也遭到禁唱。同年5月，一本名为《美丽岛》的党外刊物出现在台湾的街头巷尾，挑战当局的一切政治主张。12月，由于杂志被查禁，高雄爆发“美丽岛事件”。此时，李双泽去世两年。此后数十年，这首歌辗转被利用、曲解、用于他远远想不到的场合。

民歌运动进入爆发期，朋友们却各自走向不同道路。杨祖珺投入党外运动，杨弦远走美国，胡德夫离开舞台，成立“台湾原住民权益促进会”，为原住民权利奔走。80年代的台湾，街头充斥着抗议、示威、游行，当局警察的镇压也越发激烈。

80年代，胡德夫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为原住民争取权益的运动中。

后来，发生了一场对胡德夫影响至今的灾难：1984年夏天的海山煤矿爆炸案。当胡德夫赶到现场，看到搬出来的一具具尸体，几乎全都是原住民的同胞，而且几乎全都是阿美族，里面甚至有尚未长大的童工，他们的身体鼓胀着、被瓦斯充满。这场灾难深深地刺激了他，在悲痛中创作了《为什么》。在他组织的罹难募款演唱会上，胡德夫唱到一半实在无法演唱，下半段歌词，几乎用说的方式，透过眼泪讲述。舞台后面，写着这次活动的主题，为山地而歌。“这是我真正地第一次为山地而歌。”胡德夫说。

在台上演出时，台下有几个胡德夫年纪差不多的人。“我看到他们的脸色，我就知道那一定是情报单位派来的便衣，而且派来的全是原住民。”聊天时，便衣对他说：“大哥，我们是来搜证的。”胡德夫让他们请便，但当他开始唱歌，讲述同胞的处境。每个人都在偷偷地抹眼泪。

为了争取原住民权利，他四处奔走，现在仍能找到胡德夫游行时的照片，粗壮的身体，头绑白色布带，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只是“在我控诉为什么的时候，其实自己的苦难也跟着来了，这是必须去承担的事情。”胡德夫遍体鳞伤，窘迫时，这位全台湾演出价最高的歌手卖水为生，躺在酒吧地板上睡觉。

遗憾、灰暗的时间总是更长。

将近十年，他的电话被监听，连老母亲也被约谈。当局禁止他的声音出现在媒体和一切登台演出。为了避免给朋友们带来麻烦，他和所有朋友断绝往来。

6

时间回到了90年代。

胡德夫在茄苳树下绝望地呼喊，仿佛上帝听到了回响，多年没有联系的制作人王明辉邀请他录制黑名单工作室的第二张专辑《摇篮曲》。那时候，台湾已经解严，社会进一步松动，胡德夫从敏感人物变得可以出现。只是对于刚刚送走孩子的胡德夫，专辑的名字像是反讽。

当专辑发行时，横空出现的一首《不了歌》，震撼无数人心弦。

他以满头白发的样子归来，带着在大地上漂泊后的嗓音，沙哑淳厚，充满了苍劲的质感。这大概是民歌歌手最好的境界。

“你能感觉到，天地是一起和声的。”张钊维回忆他第一次听胡德夫归来后的歌声。

接下来是被反复叙述的故事，胡德夫第一张专辑拿下大奖，白岩松为他的歌流泪，冯小刚在《非诚勿扰》里用了《匆匆》，韩寒去了一趟台湾，写的文章题目叫《太平洋的风》。

现在，他带着他的新书和新专辑来到北京，和一个年轻人说起自己的往事。

当我问起他如何看待自己过去的挫败，胡德夫说，“60多岁，我相信自己还是一个被梦托付的人，而且我这一生，我真的想说，It’s always wonderful.”

《时光洄游》

作者: 胡德夫

版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12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徐振宇； 编辑：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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