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定向对小微贷款占比达标的城商行、非县域农商行再降0.5个百分点，对农业发展银行更是额外降准4个百分点。这是33个月来央行首次全面降准，被市场视为在“滴灌”时不失“漫灌”的开始。

随后包括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内的多名央行官员均否认了“强刺激”的说法。类似争议在过去的一年均不鲜见。降准背后，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市场预期与政策动机之和合，正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常态命题。

至2015年1月，制造业PMI连续6个月下降，跌破荣枯线。通缩压力、增长放缓、产能过剩、转型阵痛等问题，也始终匍伏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如影随形，阵痛不小。在人口红利消失、全球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如何重塑比较优势，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现实地横亘在面前。

这，并不是2014年中国“面貌”的全部。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实现了7.4%的GDP增长，国际上甚至有一些说法，如按购买力平价计，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服务业增幅快于第一第二产业，消费贡献率高于投资，产业结构和增长结构均持续优化，物价水平也保持在2%的较低涨幅内。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各项战略性布局。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便强调：“改革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将“向深化改革要动力”置于2014年需要把握的原则和政策之首。随后，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资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司法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及“走出去”战略与改革相呼应，加上反腐带来的规则重塑，为2015年及未来中国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家发展如同一场足球竞技，“阵型”是进攻与防守的力量来源。如果说构筑阵型是2014年中国改革的主题词，那2015年就是中国改革的进取年，进之有据，取之有道。

李克强总理在1月21日冬季达沃斯论坛上说：中国经济不会因放缓而失速，反而会跑得更稳健有力。中国经济要行稳至远，就要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实行双引擎，带来新经济，形成新动能。

新常态下寻找新动力，既要着眼于实体经济的重振、复苏，又要推动顺势而为地“改版”、升级。这需要两个抓手：一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二为自下而上的产业升级、企业创新，靠民间力量闯出新路。

实际上，难度最甚的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和国企改革，亦是最大可能释放改革红利、惠及实体经济的关键；受外部环境影响最大的浙江、广东等东部区域，也恰是汇集了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等新经济新产业的心脏地带。改革搭桥铺路的同时，由新经济推动改善增长生态，引领结构转型，才能形成双引擎效应。

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谋局之年，关系到十三五末期能否实现十八大确立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新旧交替、破立并行，挑战与希望同在。利害藩篱之固，利益纠葛之陷，仍会随处可见。

“2014年，网贷、电信和信息消费都在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认为，尽管传统行业困难较多，但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的新产品、新行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新的动力正在加快孕育。这就是希望所在。

动力结构正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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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不立。新常态之“立”，即实体要强，经济动力要足。

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是新常态最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保持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对“三驾马车”动力配备提出的要求更高。

投资方面，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回落至15.7%，尽管去年二季度以来政策重现稳增长，但基建投资力度还不足以抵消房地产、制造业投资的回落。消费方面，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际增长继续回落至10.9%，加之劳动力成本攀升、融资成本高企和出口内生动力不足，“三驾马车”的疲态，引起更多的关注。

承受了旧增长模式的“三驾马车”需要在新常态下重现马力。“今年两会，全国人大将讨论更低一些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分析认为，针对新常态可能伴生的新矛盾和新风险，比如房地产“去泡沫”、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去杠杆”、产能过剩“挤水分”等，都需要对早前累积的失衡因素和矛盾进行调整、化解。

恐怕，单是调低、调整、化解还不够。

比如，稳增长若靠低水平重复生产对产能过剩有害无益；再如，加大科技投入，各产学研脱节对研发成果的产业化还会是阻力，突破技术壁垒并形成带动需求上升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才是治标又治本的出路。

去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就此提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经济增速放缓，但实际增量依然可观，名列全球前茅；增长更趋平稳，动力更为多元，从出口拉动经济正转为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质量更好，结构更优；政府的简政放权，正进一步释放了市场活力，去年前三季度新增企业数量增长了60%以上。

也就是，曾经的“中国奇迹”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模式上，最大程度享有劳动力优势但却付出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新常态，正倒逼旧常态进行深度调整，成为利于变革、滋养动力的良机。

正所谓，立就在破之中。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出新常态的九大新特征、新动力：消费需求上，将创新供给激活需求，让需求对经济增长发挥基础作用；投资上，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等潜力巨大；出口和国际收支上，要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上，突出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鼓励生产小型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生产要素上，要从劳动力优势转为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市场竞争上，从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型、差异化竞争；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风险上，将主要针对高杠杆和泡沫化；资源配置上，既要化解产能过剩又要把握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

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数据显示，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已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且服务业比重提升至48.2%。高技术产业年增速12.3%，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个百分点，成为工业新动力。网上零售额和快递业务量分别同比增长49.7%和51.9%，经济动力结构正在改变。此外，三大需求结构中，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1.2%，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区域结构、收入结构均出现趋势性变化。

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举例“淘宝村”：东部一个700户人家的小村庄，开设了超过2800家注册商店，每天向全球售出3000多万件各类商品。如此勤劳肯干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就是“中国的希望”。

金融改革“两难”

新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二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发展新动力。对自上而下的改革，2013年开局，2014年布局，2015年则是落实增长速度。习近平总书记把落实两字看得特别重。

李克强总理也在达沃斯强调，下一步将加大改革力度，不仅对体制性障碍“拆藩篱”，还对结构性矛盾“动手术”，弥补发展中的“短板”，做强实体经济的“筋骨”。具体来说，要在财政资金、金融信贷上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支持“三农”、小微、新兴业态等实体经济发展，释放改革红利。

经济增长下行，政府必须在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中找出政策落脚点。其中，最为关键也最为两难的是货币当局的“三角困境”——须在稳增长、防风险与去杠杆之间，构筑帕累托最优。

“货币超发导致负债高企、地产泡沫和影子银行，金融空转又长期严重挤压企业生存空间，货币总量宽松但企业却仍求钱若渴。”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经济、金融结构的扭曲使得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脱节，全社会平均回报率下降，必须注意防止出现衰退性宽松。

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国经济饱尝货币超发之痛，市场预期利差收窄加剧了人民币贬值压力，系统性风险概率上涨，央行还将面临更多的艰难选择。

“太多固有观念、体制亟待更新和突破，改革绝非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这么简单。”一位央行人士说，利率、存准率调控空间有限，即便央行不断创新政策工具并采取定向调控，其真实效用也待观察——“也许期望能灌溉实体，却带来了同业业务泛滥、投机高涨，乃至股市畸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融资难题眼下已大面积影响实体经济，金融改革亟须到位。

一方面，监管层须放松管制并打破刚性兑付，降低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将股权、债权、信托等金融产品的法律关系和风险分担界定清楚；另一方面，融资成本受市场分割影响，资金屡屡借道而行且每一道都要掏“买路钱”，因而监管层须规范财富市场，减少监管套利。此外，实物资产的证券化还需要修订证券法，加强资产流动性，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

而主张也会是多样。金融抑制存在了数十年，改革的阵痛会远比想象中更重一些，例如，人民币资本项目放开这一改革举措，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主张越快越好，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建议应谨慎推进，北大教授林毅夫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当前放开。同样的争论，也发生在利率市场化、机构准入步骤等诸多问题上。

为此，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撰文说，金融改革的效用应当及时量化。根据他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列举的金融改革举措的分析，中国金融自由化程度在全球有数据的91国中，排名倒数第五。

他认为，金融改革最终可能将GDP提升0.7?1.4个百分点：一方面优化资金在企业间的配置，改善资金总体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资金利用效率高的企业往往生产率增长较快，有益总体经济增长。

而由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实际贷款利率上升2.7?5.1个百分点，且货币危机的发生概率提高8?22个百分点，银行危机概率也相应提高。

例如，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贷款利率大幅上升，将给那些依赖信贷运行的企业造成财务困难，甚至出现强制性去产能，导致严重的经济、金融后果。并且，改革加速会引致大规模资本净流入，即便短期内能支持经济增长，但容易促成资产泡沫，一旦流向改变则可能酿成金融危机。

可以说，金融改革的快慢直接影响经济效率和实体复苏，央行也将因此长期“在刀尖上跳舞”。改革的深化，须拿捏力度和进度。

财税改革多艰

改革的另一困顿，是财税政策、土地政策改革与地方政府“缺钱”的矛盾。

“很艰难，借新还旧持续了两三年，一些城商行可能困难很大。”北京市某区金融办主任透露，中央出台43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后，地方债大多处于甄别阶段，有些银行贷款停了，有些不让借新还旧，地方财政经受着一定考验。

2月的最新消息称，2014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继1991年以来首次跌至个位数8.6%，而2011年最高点时该数值曾高达25%。

表面上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放缓，而实质上正在推行的减税政策也形成了深度影响——以营改增为例，去年全国营改增试点合计减税1918亿元。此外，进口环节税收、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亦增幅放缓。

作为基建投资“稳增长”的一个主题，一边是伴随财政税收、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政策操作空间日益收窄的改革进程；另一边则是融资平台与基建投资的传统“管道”受到束缚，而新“管道”——省级政府发债、PPP项目转化等融资模式，其操作细则、效用悬而未决，地方政府融资成了新课题。

“我们的平台贷款基本停了，平台缺钱也爱莫能助。”国家开发银行安徽分行一名高管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资金需求缺口大，“就靠地方政府各显神通了”。

也许可供选择的路径，莫过于被广泛看好的PPP模式。

但记者调研得知，一些基层政府对PPP不甚了解、准备不足，所有知识均来自培训班，理论略知而实践茫然。此状态下上马项目，难免“形似神不似”，不但无法替财政分忧，反而加重财政负担。

“贫困地区比较热情，发达地区比较冷淡。”前述国开行人士称，但前者的思想准备往往不足，观望居多，“不做没风险，做了就有风险，还是自己背债比较靠谱。”

数据显示，2014年四季度，国家发改委批复了51个基建项目，占比全年总数63%，占比全年投资额69%。也就意味着，2015年将上马一大批基建项目，政府举债意愿也会高涨，债务矛盾会再度引起关注。

目前，基建投融资渠道分为五类：一为税收、土地出让金等财政收入；二为过去项目产生的经营收益；三为省级政府发债转贷；四为地方平台从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融资；五为城投债。眼下正在推进的土地和财税改革，让多个融资渠道或多或少受阻。

民生证券发布研报称，假设今年GDP增速为7%，则基建投资规模将达13万亿元，而乐观估计，上述五个渠道可融资10.8万亿元，算上利息和到期债务，资金缺口可能在4万亿元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也表示，“计入存量债务接续在内，拉动2015年GDP增速达到7%，尚有3.5万亿元基建资金的缺口”。

在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看来，如果财政收支压力进一步加大，财政运行将进入挑战更多的日子。

对此，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表示，财政收入也会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地方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收入增速变化，克服速度情结，防止“竭泽而渔”。他还特别指出，绝不能在此时收过头税、乱收费，增加企业负担。

进一步说，现实正在倒逼改革提速。今年，中央会在优化支出结构、压缩不必要开支，以及堵住资金管理漏洞等方面出台措施。除去营改增，也还将在消费税、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称，财税政策的改革，是从“挖坑放水”变为“开渠引水”，一方面顺应经济转型要求推动结构性减税，另一方面“开正门、堵歪门”，完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新业态，新路径

除去改革释放的动力，新增长、新动能，还有赖于民间力量自下而上实现产业升级、路径创新。

比如李克强总理提到的“淘宝村”，显示出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巨大动能。《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山东调研中也发现，该省曹县大集乡丁楼村，拥有14家快递公司，20多家注册公司，280户开设淘宝店，7000多家网店销售，年销售额近亿元。一位村民说，全村95%以上的家庭都有自己的网店。

淘宝村改变了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农民纷纷开设淘宝网店，形成“全村皆为淘宝人”的奇观，推动了电子商务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底，全国已发现各类淘宝村200多个，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江西、浙江等多省市，涉及家居、服装、箱包、农产品等多品类商品，涵盖了约1.5万家网店，直接增加就业28万人。

“电子商务浪潮席卷全中国。”工信部一位司局级官员认为，一方面拉动了农村经济发展、转型，促进农民返乡创业和就业，另一方面解决了农民收入这一老大难问题。“城乡一体化进展缓慢，淘宝村倒是个缩小城乡鸿沟的好样板”。

据阿里研究中心《淘宝村研究微报告2.0》显示，与农村电子商务的其他模式对比，淘宝村可复制性更强，对资源优势依赖性更低。现有淘宝村中，45%发源于毫无相关产业的“零基础”，适用于资源优势相对匮乏的中国许多农村。

另一个依托于互联网生长的新业态，则是大数据金融。目前大数据已全面嵌入金融生产、交易之中，释放出一股革新动力，将互联网金融从余额宝主导的1.0初级版，猛推至触及金融“灵魂”的2.0升级版。

全球知名数据公司IDC统计，2014年全球大数据金融领域开支上涨30%，超过140亿美元，产值约161亿美元，增速达全球IT产业的7倍。量化其在金融改革、社会便利、人员就业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红利，3年内至少高达1000亿美元。

以阿里为例，截至2014年上半年，淘宝已拥有近900多万家店铺，为这些店铺提供信贷支持的阿里小贷，从2010年起业务规模每年数倍翻番。其微贷事业部至去年上半年累积客户数已达60万人，贷款余额150亿元，且2014年全年预计超过250亿元，累计放款超过1900亿元。让一部分无法在传统金融中获得贷款或融资难融资贵的“小微”们，终尝普惠金融的甜头。

“省成本、提效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全业态、全范围技术革新，将释放出不可估量的技术红利。”全球知名数据库公司Couchbase总裁韦德霍得说。今年初，牛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先后成立了自己的金融大数据实验室——“中国若能持续保持技术居于前列，经济增长将不会再发愁。”

去年11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积极支持云计算与大数据融合发展，培育壮大新产业，“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除去淘宝村、大数据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一部分传统产业、企业亦在国内需求低迷时主动将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创新发展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APEC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互联互通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并提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企业很早就响应号召，掀起了新一轮‘走出去’热潮。”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副总经理姚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高铁、水电等都是中国装备的拳头产品。

事实上，全球九成以上的水电市场都是中国面孔，仅中国电建就占据了海外水电市场的半壁江山。

中国电建一名工程师透露，眼下非洲地区的水电开发率仅约8%，东南亚地区也仅平均1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因而“再干个三五十年没问题”。中国电建未来的收入结构，也要“实现国内国际市场平分秋色”。如果按既有数据推算，其2020年的国际业务收入将超过900亿元。

“我们还在转型。”这名工程师说，投资高速公路、停车场、沙石料厂等进行综合立体式开发，一边立足主业，一边往电力投资、房地产、设备制造和租赁等领域延伸。

对外投资水平的提高，显然成为新常态下拉动增长的重要动力。

首先是国内富裕产能得以转移输出；其次是将过去几十年累积的自然资源、金融资源瓶颈在国际市场上得到突破；再则中国劳动力红利渐失之时，收购国际企业和核心技术，是加速国内产业链升值和激发技术红利的良机。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195.6亿美元（非金融）。同期，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是我国有统计口径以来，首次出现双向投资平衡状态。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从被投资身份转型为对外投资身份，投资拉动的粗放式发展和低端制造业的粗放式外贸结构正在改变。

多位受访的央企人士认为，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正是国家助力企业走出去打拼的‘后勤团队’，企业走出去，因此“更有信心”。

个体创新，杀出血路

数据显示，去年3月全面推行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半年内，新设立的市场主体呈“井喷式”增长，同比增幅超过60%。其中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居多，带动了上千万人就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支撑力量。

“新动力”重要的着力点，还在于企业自身创业、创新。政府要做的，就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对新生企业雪中送炭，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者、创新者无后顾之忧，培植企业健康成长的沃土。

经历2014年的迸发，中国企业在新常态下已经表现出惊人活力——BAT（百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跻身全球一流队列，以华为、小米科技、格力电器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企业，正在改变全球对中国缺少创新的既有印象。传统行业上，中国也在甩开步子积极追赶超越。

以阿里巴巴为例，15年时间成为全球电子商务领头羊，仍不断扩充商业帝国版图，且正以大数据金融改变整个金融和互联网结构。去年9月登陆美国纽交所当日，阿里股价就报收于93.89美元，较发行价大幅上涨38.07%。

在国外市场分析人士看来，阿里正在重塑中国经济形态，有力推动传统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

另一家科技企业华为，作为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其每年销售收入10%用于研发，近10年研发费用超1500亿元，且15万员工中逾45%从事技术创新和研发。2014年，华为更是从传统硬件巨头华丽转身为互联网思维的B2C企业，其智能手机出货量一年内占据全国魁首。

同样，比亚迪以新能源汽车为拳头产品，横跨汽车和电池两大领域，其纯电动大巴K9和纯电动汽车E6，已在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成为符合低碳环保新趋势的宠儿。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高铁随着国家战略一步步“出海”，中国南车、北车的合并，为中国高铁走出去奠定了基础。

“探索新商业模式的典型，非小米科技莫属。”工信部相关人士认为，小米虽然有模仿，但其最大亮点在于营销模式和竞争战略的创新，构成“小米式”生态系统，并逐渐向其他领域渗透——小米与美的集团正在就智能家居展开合作。

除此以外，被称为“生物界的腾讯”的华大基因，近年来因先后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1%）、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10%）、水稻基因组计划和抗SARS研究等诸多国际重大研究任务，引领了中国基因科学的国际地位。

而历来被视为大规格、大重量、大块头的重型企业中信重工，近两年亦全力研发微、精、特的高端产品，在重机行业普遍下滑时逆势而上，支撑起国内外50%的市场，成为传统产业转型的标杆。

可以说，个体力量的奋发图强，将决定国家经济、产业行业的最终质量。

“当然，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传统动力和新动力正相互胶着。前者体量大，后者成长快。”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认为：“此时，我们既要保持定力，继续加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又要适度预调、微调，力争把经济稳定在一个合理、合适的区间，为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稳定的环境，给新生力量以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