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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记得是《重庆晚报》，当时王印毅先生还在职，在很积极地做体育内容。出过一个讨论话题：“足球和篮球，谁是中国第一运动？”

这种争议性话题，当然很博眼球。编辑的做法，是找了一堆两个行业的从业者，于各个不同立场进行讨论。篮球的找了徐济成苏群等，足球的问询对象，有黄健翔，也有我。

那个时候，还有不少同行记得，我最早入传媒这一行，是个篮球编辑。但在两项运动比较时，我认为足球是第一运动，即便当时中国足球处在历史低谷之中。报纸后来的统计结果，并没有告诉我，印象中应该是篮球遥遥领先。我们这些替足球说话的，基本上被“虐成了狗”。

篮球当时有当时得令、笑傲NBA的姚明，中国男篮拿个亚洲冠军不是事儿，奥运会世锦赛都是前八。中国足球还在苦练叉腰肌，在重读“武松打虎”，假赌黑腐纵横。公众形象上，足球落后篮球太多，竞技成绩和明星号召力，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认为足球是第一运动，是从一个更广泛的层面去分析。因为足球所具备的特殊社会文化根基，因为足球的团队运作复杂性，以及足球的纵深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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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在这场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世预赛12强赛，黄健翔在解说中，再次喊出了“足球是第一运动”的话语。从赛后报道的电视台收视数据看，中乌之战登上了高峰：

央视体育频道的直播，有3%的收视率、收视份额更达10%。收视率的数据，不如收视份额有说服力。不过3%，在足球赛事的直播当中，还算不上特别惊艳的纪录，因为前有2004年本土亚洲杯中国和日本决赛的15%，以及2002年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和巴西那场比赛。中乌之战，胜利的过程纠结起伏，场面胶着莫测。

来得很晚的进球，发生在比赛最后阶段，将整场比赛拉成了一条很长的时间线。这些因素，对这场比赛收视率提升形成了很大影响，其实就比赛过程和影响力而言，我仍然觉得春天那场12强赛发生在长沙的中韩之战，应该级别略高一点。

这3%和10%的惊人数据，也有着很强的片面性，因为这些数据根本不能清楚地表明，收视人群和收视份额的垂直属性，也不能标明，各自具体存在的时间区间——有多少人从比赛一开始就在观看，从而回避了其他屏幕上正在热播的娱乐和剧集。收视率这种传统电视本来就错漏百出的统计方式、落伍的数据，更无法说明，在互联网传播平台上，有多少的收视流量。

不过经历过这个夜晚的人，对这场比赛的影响力，会有自己直观的感受。翻看自己的朋友圈就知道，这一夜，在中国社会万象中，最重要、最能聚焦同样也最能在事后持续发酵的，就是这场比赛。黄健翔关于第一运动的评论，简单直接，说出的就是一个事实。在中国没有任何其他运动，能具备足球这样的广泛公众影响力。也没有任何其他一支团队，像国足这样让人牵挂。

哪怕全运会正在进行中。

足球是很简单、但也最复杂的运动。简单是因为其规则和可操作性。复杂，是因为足球要成功，需要调集最多的社会资源、牵涉到的参与人数最多——不光是场上11人，而且是对一个社会文化现状的客观反射。足球的国际化发展程度，以及近年来和现代传媒、现代商业的深度结合，将足球运动推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中乌之战结束后10个小时，是欧洲转会窗在好几个联赛关闭的截止时间，英超一家，在这个截止日就诞生了2.1亿英镑的转会交易。从各个角度综合分析，足球影响力最大，不存在争议。

这也是一项美丽运动，如贝利言简意赅的概括。哪怕我们观看中国足球的过程，对美的体验并不多。中国国家队的比赛，我相信99%的观众，不是出于对美的憧憬，而更是因为这支球队的比赛，集合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这项运动、对这个社会，以及对各自身世的种种感怀。

中乌之战后，我写了一篇纠结的糊涂随笔，卢劲兄深夜微信我，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自幼对体育对足球，被打上重重爱国主义烙印的痕迹。我深以为然，虽然我在写字时，只能屈服于莫名的情绪，却不能清晰明言。

我仍然能记得，在2002年世界杯中国对哥斯达黎加第一战前那半个多小时，我一人枯坐汉城新闻中心硕大工作间时，那种心脏狂跳愈出的感受。第一运动，第一球队，我们没有选择。